一种方式是延续明代以来商人赴东莞、归德等场买盐到香山埠发卖的“传统”：
    康熙三十一年，行盐场引4286道1分8厘7毫1丝，赴香山、东莞、归德三场配运官收帑盐每引捆征饷费5钱8分4厘有奇。(58)
    从明末开始，香山埠的盐很大一部分要靠商人从东莞、归德两场运来。清初广东行大引，每引2100斤，康熙三十一年，剖一引为10引，每引210斤(59)。以上材料是康熙三十一年改定引则后，官府重新对香山埠行盐配运的情况做出的规定，从制度上，承认了东莞、归德盐行香山。但在禁海期间，“片板不能下海”，商人只能在香山场收盐，所谓“埠商于香山场买盐自此始”(60)。虽然灶丁被迁，但由于当时香山场是“民户煎盐，民户承贩”，盐的生产得以继续维持，但是由于香山场盐田尽改种稻，卤气日淡，人们要往更加南边开发盐田，晒扫煎烧。于是有了三灶岛煎盐业的兴起，并在乾隆以后，它取代了山场成为了香山场的中心。
    三灶岛位于珠江口万山群岛南部，是今天珠海市的第一大岛。明初三灶即有良田三百余顷，皆极膏腴，编民粮差(61)。后“居民吴进深通番为乱，洪武二十六年，都指挥使花茂奏歼渠魁，悉迁余党，其田永不许耕”(62)。此后三灶仅有流民居之。正德、嘉靖年间，南海、新会豪强招来大批畲民在此“盗耕”。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香山知县邓迁奏请广州府将三灶田地作一次丈量，调解各大姓之间的矛盾，允许他们耕种既有的土地，其余的供官府收租，于是三灶岛的良田得到开发。清初三灶处在界外，居民被迁到斗门。但是由于禁海政策，商人只能到香山场买盐，而香山场产盐又不足，可能有人在此时偷偷到三灶开始煎盐。到了展界以后，他们呈垦池，并将盐业生产合法化了，据材料记载：
    高澜三灶盐场在县城之西南黄梁都……自康熙二十三年展复，本邑及南、新、顺各县里民陆续呈承垦筑，共池163口零，例以9亩5分为一，递年所产盐斤供配香山埠，额引6046道1分8厘7毫零，每一口岁输饷银2钱3分1厘1毫零，饷户自备赴县领批解赴盐法道投纳。(63)
    上一条材料反映，三灶是康熙二十三年以后，由香山、南海、新会、顺德各县里民呈垦开发，筑煮盐。其实自明代中期开始，就有大量的南海、新会、顺德等地的“寄庄”在香山参与沙田的开发。开发三灶的人被称为“里民”，也就是里甲制之下的人民(未必吧)，应当属于民户，而非灶户，他们仅需要向盐法道“自封投柜”，缴纳课，至于所产之盐，应当自行卖给商人。事实上，这些人本身很可能就是盐商。从展界之后，三灶的盐供办香山县渔引。据载，康熙三十一年有渔引1760道，由香山县高澜三灶场配运，官收帑盐每引捆征饷费银2钱9分6厘有奇(64)。
    商人到三灶买盐，比到东莞、归德买盐更为方便。一方面是路途较近，可以避免海上的风浪，另一方面从三地征收的饷费来看，三灶也更为便宜。如康熙三十一年商人赴香山、东莞、归德三场配运每引征饷费5钱8分4厘，而在三灶配运渔引每引征饷费仅2钱9分6厘有奇。难怪商人趋之若鹜。
    三灶煮盐得到开发以后，原来香山场所属的位置--山场以及附近的上、下栅的盐业生产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商人不到山场收盐，生产更加萧条。乾隆三年，总督鄂弥达奏请添设香山场员，他的奏疏中称：“香山场向无大使，历系委员督收，查该场地方灶座甚属零星，必得专员料理方无贻误，应请添设大使一员以专责成。”(65)香山场大使在裁革了122年之后，终于又重设。值得注意的是鄂弥达上奏设立盐大使的理由，是“灶座甚属零星”，从中也能反映出山场盐场的生产不济的情况。但随着三灶的兴起，到了乾隆十三年，大使沈周详将场大使衙署移建到了黄梁都的三灶，香山场盐业生产的中心正式转移到了三灶。
    然而，三灶的产盐仅供办渔引，终究不能引起朝廷很大的重视，设在三灶的盐大使也只是坚持了8年的时间。到了乾隆二十一年，香山场大使又被裁撤，仅保留委员(66)。
    另一方面，香山场的生产从山场转到了三灶之后，原来上下栅、山场附近的盐继续被垦成稻田，并且可以合法地公开化，向朝廷报税升科。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两广总督李侍尧疏称：
    香山县鸦鹩、萌仔等围盐田，四七分，因淡水侵注，不能煎盐，请改筑稻田。现丈明四十五亩有奇，照斥卤例起徵，其盐课银豁除，应如所请。从之。(67)
    县志对此也有所记载：
    本场业户梁禹都原垦鸦鹩、萌仔等围盐田，四七分，因淡水相侵，不能耙煎，准其改筑稻田，应除课银1两1钱零7厘9毫。(68)
    这些盐田改筑稻田能得到地方官的准许，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该时期粤东缺米严重，需要依靠广西米接济，所以地方官十分鼓励垦荒。乾隆五十年，广东巡抚孙士毅上《请开垦沿海沙坦疏》谈到这一情况：
    窃惟粤东地方，每岁所产米谷，不敷民食，全赖粤西谷船为接济……就广州一府而论，需米之多，又数倍于他郡。偶遇粤西谷船稀到，粮价即不免骤昂。臣到任年余，情形略悉。向来滨海居民，见有涨出沙地，名曰沙坦，开垦成田，栽种禾稻，是为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资生者甚众。乾隆元年及乾隆七年，前督臣先后条议，请给农民开垦升科，均荷允准，民情称便。(69)
    可见在香山场，一方面盐斤生产的任务转移到了三灶，在发帑收盐的制度下，场官关心的是帑本是否全数缴回，而收盐、销盐的工作转移到了盐商身上，在管理上较为松懈。另一方面，由于广州府等地缺米，官员鼓励开荒，香山县的沙田得到进一步开发，甚至出现报垦盐，实际上种植稻米的情况：
    有商民串通濒海灶丁，巧借开筑盐为名，呈官给照，居然栽种禾稻，并未熬盐。及被告发，又变为养灶名色，饰词搪抵。(70)
    据《香山县志》记载：“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五十六年，民田改筑池及新垦税地额外升科共征银16两5钱5分零。自雍正二年至十一年民田改筑池及新垦池共升科银22两8钱9分零。”(71)这些开筑的池，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用于煮盐，有多少仅仅是有盐池的名色，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香山场大使再次被裁撤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三灶的产盐量至少在官府的眼中，不如其他地区的盐场重要。乾隆五十四年，经福康安奏准，将丹兜、东莞、香山、归靖四场裁撤，“其裁撤盐额摊入旺场分运配督收将，池改为稻田，准令场丁照例承耕升科”(72)。至此，香山场结束了其从宋代以来作为盐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