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如果以一个新的视角观察之，或许会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下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内数事合而述之，供治史者参考。
    一种制度或一个政权，甚至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在社会上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或者是否能够存在下去，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要看他的行政功能和维持其存在的耗费之间的效费比，由此就牵引出本文所谓的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
    先从政治而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行政运作中的成本问题之所以经常产生严重性和紧迫性，是因为中土历朝都是一个实行大一统专制集权的国家，它的行政系统是要对一个泱泱大国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它对内保持社会稳定，对外维护疆土的安全，就要维持一个相当规模的体制。
    能否维持这样一个体制，就涉及了所谓“行政成本”的问题。如何估量中国古代这个行政成本，简而言之，就是官府的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之比。收入多支出少，国力就强盛，反之则衰弱，甚至有亡国的危险。当然事实上要更复杂些。收入，要看是否是杀鸡取蛋般的苛政；支出，要看是有效支出，还是无效支出。前者指的是维持官吏、军队、官衙、监狱等费用，这些都是稳定社会政治和取得财政收入所必需的。后者是指皇室的浪费，官吏的贪污等。无效支出越少，行政效能就越高，即是所谓治世。政治清明与否，在古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实这种现象的深层是涉及行政成本问题的。
    不过由于中国古代朝政缺乏一种黄仁宇先生经常所说的毛病，即“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1]，所以行政系统的效率难以考察，国家机器运行中的成本问题平素很难量化地彰显出来。只有在非常时期，无论是朝廷实行变法还是引起农民起义等社会动乱，都是反映行政制度出了毛病，或者说社会已经不能承担维持它的成本。同样在危机或分裂的状态下，尤其在分裂或割据的时代，如在本时期，由于彼此之间往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才有可能对照比较，把各种制度与政策举措的合理性从行政成本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统治成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可以暴露得更清晰一些，成为诸朝诸国兴亡的原因之一。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试先从门阀政治阐说之。
    门阀是中古时期(魏晋至五代)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成为在当时政治体制中的一股特殊的势力。这股势力在其巅峰时期的东晋甚至能与皇权“共天下”[2]，即所谓“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3]这种情况之产生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则是当时社会经济承担不起高度专制集权的行政系统之结果。
    引起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魏晋之间的人口因战乱而大量减少。
    东汉晚期黄巾起义，接着军阀混战，尔后三国鼎立也是战争不息，兵祸联结加之大兵过后必有凶年，使得中国的人口降至秦以后二千年间的最低点。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及逃散造成人口剧减的凄惨景象不难在魏晋时人的诗文里见到。如曹操的《嵩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4]。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5]。傅玄《放歌行》：“旷野何萧条，顾望无生人，但见狐狸迹，虎豹自成群”[6]。又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云：“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7]与这些诗文相印证，如史称东汉献帝回洛阳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8]。
    西晋末与汉末时一样，永嘉变乱之后，“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9]。一如《晋书·食货志》所总述：“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饑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三国时“天下通计”共有“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此尚不及东汉全盛时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即使是在被称为“晋之极盛”的平吴后武帝太康元年，全国人口总数也仅“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10]。这些户口数字大约在当时是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肯定会有一些荫户、逃户之类不在其数，也就是说当时的实际户口应该大于此数，这也是历代的户口田赋统计中经常会出现的通病。考虑到当时是门阀社会，又常在战乱时期，依附豪强大族而成为朝廷难以统计征收赋役的荫户会更多些，但这种现象不会改变三国两晋时是两汉以降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基本事实，因为当时那些私荫户依然是农业劳动力中的少数，且朝廷随时可以用“土断”等方法使他们重新成为官家的纳税户。
    完全可以设想如此稀少的人口是不足以承担自秦汉发展起来日益复杂的专制集权行政系统，那系统包括着众多的官吏、将士、宫室、官衙、驿站等等。而且因为权力都有着“控制欲”和“寻租”的天性，这些体现权力的机构规模和人员数量都有着自我发展的倾向，所以它们的存在无一不需要巨额的花费。而人口稀少所造成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劳动力缺乏导致官府租赋收入的大幅度减少，以致朝廷行政资源空前匮乏，无力迅速重建一个功能齐全的专制集权统一国家，承担不起一个强大行政机器所需的各种费用负担。
    而门阀政治除了表现在其代表家族或人物把持朝政外，还具有二个主要特点。其一是士族一般都拥有私家部曲，如河东薛强“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赵郡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葛荣起兵时，其子李元忠“率宗党作垒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11]，其中武装者实际上就是李氏之私部曲。当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被委以军职时，其所属部曲也就有了官兵的身份。如东晋柳祖逖被朝廷任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12]。因此祖逖麾下的军队骨干，是他的族人和部曲宾客，有着浓厚的家兵色彩，并身经百战，所以他死后祖约能代领其军，继续成为东晋北境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但这样的部队至少并不需要中央朝廷负担全额的军费。其二是由门阀来把持地方政治，即地方上主要官属都由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至少是在南北朝时，地方官，尤其是佐吏的俸禄皆由本地支出。北朝在孝文帝太和前根本没有俸禄。南朝“宋武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13]。虽然南齐后来对秩俸多少作了“定格”，但只是立个统一的标准，钱还是要地方支出的。而地方财政的好坏与门阀大族的表现大有关系，官吏的收入既然依靠地方财政，门阀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这也能说明地方主官采取清静无为的态度为何被当作时尚，因为当时社会基层，尤其在农村，基本上由大姓士族所控制，官府插手不一定会平稳局面，甚至会被视为“察察之政”而遭非议；另一方面因地方人口较稀等，郡县的财政资源一般是不丰裕的，而在政事上的有为，都要通过消耗资源来实现。这两者加起来，做官无为反而是符合实际的了。
    上述二条说明了由于门阀政治的影响，朝廷能在军事上和地方行政上，大大节约开支，从而能使国家财政的支出能和其收入相匹配，使行政机器在一个较低的成本上运行。这样，门阀政治在当时的存在就显示了一定的时代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