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南北朝时代军事上之北强南弱，军队后勤供应所花成本之高低，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在南北相争中，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异地征战的困难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
    所以江左的东吴或东晋南朝若要对北方有所行动，必须开凿或疏通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草服装，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22]。东吴也曾“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23]。桓温与刘裕北伐时也都开凿水道以利军事，如桓温在太和四年北伐时“凿鉅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24]。刘裕北伐时多次用舟师，曾“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并命部下“即舟遡流，穷览洛川”以“欲知水军可知之处”[25]，还曾在义熙十三年闰月“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26]。这中间由于淮河水系通过人工堰渠调蓄能够相通江河，所以当时“南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27]。反例如桓温于太和四年(369年)三月率“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但由于“时亢旱，水道不通”，在先胜一仗后，“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28]。
    这也是屡次北伐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但要开凿水道，费工费时费力，还要视水文气候如何，后勤补给的成本高得很。而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现成的水道，后勤供应的成本小，方便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再加上原有的骑兵优势，中国军事史上的北强南弱，不能不说与此无关。
    再如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儒家提倡德治，即通过教化为主，使民众惯于自我约束，从而和强调外在约束，进行法治的法家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办案打官司无论对民众还是对官府来讲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法令滋章则必然需要很多的官吏来执行，行政成本或社会成本就很高，不符合农业社会的节约精神[29]。在对待四边的方略上，儒家推行的是王道，其实就是一种反对穷兵黩武，以怀柔安抚为主的政策[30]，能最大限度避免战争。大规模或连绵不断的战争，不管是输是赢，都会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会给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带来不可忍受的负担。即使“开边”成功，新占领的土地往往因难以农耕而无法为国家提供租税收益，反而需要内地的钱粮支持，得不偿失。儒家主张实施王道和德治，内外俱以和为贵，能使社会经济免受大的伤害，也就有利于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从上述两点而言，儒家标榜的仁政，都是为了减轻行政成本的政策理念。这也能够解释，本时期虽然玄学与佛学十分风光，表面上是在引领着时代意识的潮流。但实际上支撑社会价值观念的，却是儒家思想。后世所谓魏晋玄学大家者，几乎无一不涉及当时之经学，“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31]，其中包括王弼的《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于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矣”[32]。其实即使是玄学和宗教，都是体现以意识导向为先的治国理念，于此与儒家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点。而推重道德教化为先，正是一种低成本治国的方略。上述说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如何，都是与此相关的。
    总之，成本意识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在“自然而然”地起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在生活中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这种态度的存在除了大量的谚语可以证明外，其拜神中的功利性亦足可反映，发财、免灾、生子、升格等等愿望能否实现往往决定着一般信徒对其所求神祇的信仰程度。
    上述从成本角度回视一些历史现象，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这么看的。古代的当事者虽然不一定有行政“成本”那样的概念，但做利弊得失的比较绝对会是有的。正是古人以其智慧经常做这样的比较，成本因素也类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才会在历史的演变中发挥其无形的作用。本文试图将这种潜因素勾描出来，也是对古人顺势应变智慧的一种学习体会。
    原文参考文献：
    [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65页。
    [2]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时门阀代表直接左右朝政，是典型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见其《东晋门阀制度》“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
    [4]《乐府诗集》卷二十七“相和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文选》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
    [6]《乐府诗集》卷三十八“相和歌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