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前的服饰改革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但当时的人们还是抱着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服饰的。例如，当时思想最先进的林则徐就说：“夷服太觉不类。”（注：《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维新变法派康有为、 宋恕等人十分看重服饰改革。“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注：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盖欲化满汉文武之域，必自更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水火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注：宋恕：《上合肥傅相书》，《万国公报》第101册。）但是， 他们的服饰改革也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20世纪初，中国服饰变化的新趋势，说明剪发易服已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女子服饰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57页。）中国大地上渐渐兴起一股崇洋风，从洋楼洋油洋车到洋布洋绉洋帽洋装，全成了时髦的东西，真是“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注：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上。）女学生装也出现了。据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有各式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万多人， 其中还不包括为数不少的教会女校学生。当时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了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
    清政府为了经武振军，不得不用西法操练新军，在军戎服制上也不得不模仿日本欧美等国。练兵处的大臣们“参酌成规，体察时势”，（注：《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折》，《东方杂志》第3期第110页。）厘订了衣章帽章。除朝觐公谒大礼服仍遵旧制，军礼服仍戴翎顶貂纬帽外，余分军礼服、军常服、操帽各项，区以三等分为九级。衣服都用开襟式结以钮扣，其长齐两胯之圆轴骨为度。“凡制造各衣裤，必须舒展合体，于操作运动，务求利便，裁做宜酌采西式缝纫，务求坚实。”（注：《练兵处奏定陆军服制折》，《东方杂志》第3期第110页。）
    陆军军服的改制，首先给外交官服饰的改革带来了一点希望。光绪三十四年初，驻德公使孙宝琦电奏外务部，请代奏外交官改着洋服事。他的条陈说：“各国外交官均有一定服式，如大礼服半礼服当服，中国于勤时向以蟒袍为礼服，如遇吊唁蟒袍殊觉不合行装，又觉不恭，且以衣服异且令人讪笑，一举一动，辄招指目，尚何密事可探……现在陆军衣服既改，可否饬下外务部参酌各国外交官服制，按照官级一律改更，回华后仍不准穿用。”（注：《申报》光绪34年2月18 日四版“专电”。）这个条陈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外交官仍以蟒袍为礼服。
    陆军服的改制，带动了巡警服的改制。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民政部大臣们“参酌陆军服章成案，并旁采东西警制，甄辨异同，量为损益，拟订巡警服章。”（注：民政部《奏参照陆军成案酌拟巡警服章折》。）
    军警服制的改革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注意。1906年7月30日， 《大公报》以“剪发易服议”为题，发出征文广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早就应该剪发易服。“中国早就该断然剪发易服，剪发短服”，（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 日“言论”。）“幸哉幸哉，我国军人竟易服也；惜哉惜哉，我国之易服竟只行于军人也；怪哉怪哉，我国军人竟将发辫盘于头顶之上也”。（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吾国之所以未能与世界帝国相平等者，……实以剪发易服未断行。……当英破吴淞攻塘沽联兵烧我圆明园，此已宜除成见、振作奋发、剪发易服以图自强”。（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日“言论”。）
    其次，从关系个人卫生、经济、尚武精神，关系国家兴衰强弱等角度，论述了剪发易服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易服的方向。
    断发短装已为全球所公认，大彼得仿之于前，明治行之于后……（注：王采五：《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30日“言论”。 ）
    不剪易之害；一碍于卫生，一妨于实业……一阻于尚武。（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日“言论”。）
    发长面多污毁衣服特甚，且常劳梳治，弊一。最易藏垢，……不宜于公共之卫生，弊二。……发长且多，脑受其赘累，不宜个人卫生，弊三。学生之体操，军人之练武，工商之勤勉，游人之旅行，皆非长服长发所宜，不便于动作，弊四。长衣与短衣相移，则多需一倍之材料，致人人皆多耗一倍赘疣之费，弊五。（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
    与此相反，剪发易服则有许多好处。
    改革后之益数端：一曰有裨于尚武精神也。……二曰有益于经济问题也。……三曰增国民之活动也。……四曰耸列国之观瞻也。（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
    所谓剪易之利：一振国民之精神。……一息列邦之窥伺……（注：于天泽：《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8月20日“言论”。）
    今请言剪发易服之便，一便于振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也。……一便于环球各国之交涉也。……一便于全国人民之生计也。（注：张兆荫：《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9月1日“言论”。）
    ……故欲行大同主义，中国之发不可独存；欲行军国主义，中国之服不可不易。 （注：张濬源：《剪发易服议》， 《大公报》1906年9月4日“言论”。）
    所有主张剪发易服的人，都强调“皆取以欧美衣服而著之中人之体”。（注：效灵：《剪发易服议》，《大公报》1906年10月11日“言论”。）欧美服饰在当时人的眼里是文明的化身，是尽善尽美的，便于动作，利于卫生，适于气候。
    男子服饰必须改革，女子服饰要不要改革呢？1906年8月18日， 《大公报》又发出征文广告，“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展开这场讨论的目的是打破阻力，推动中国女子服饰的改革。
    随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把女学生服制改革与男女平权、兴女学、兴国家联系起来，深刻地论证了女学生服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坚决要求中国女学生服制应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
    剪发易服之宜速痛切改良，既无有欧之活动力，足为顽固保守者之护身符矣。然二万万之男子，使之焕然日新得匹夫于世界帝国之国民，而二万万之女子，仍其腐败之故辙，不睹不闻，不更不变，拘之束之，奴之隶之，……古今中外，断无此公理。（注：于天泽：《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23日“言论”。）
    而我国女学虽云发达，而女学生尚武之精神，仍未活泼，然则女学生之服制，亦国家竞争于世界上之一大问题。（注：于天泽：《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23日“言论”。）
    夫国家之强，必以兴女学为要领，而女学之盛，则以改服制为嚆矢，若然则女学生服制之议，固今日谋国者之主要问题也。（注：刘仲元：《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7日“言论”。）
    通过这两次讨论，基本上解决了剪发易服的原因与方向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注：壮者：《扫迷帚》第一回，《绣像小说》第43期。）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极力阻挠服制改革，借以维护自己的反动等级制度及封建礼教， 并把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1905年10月，政务处会议改定服制，本拟一律变易，然而两宫召见军机时，某大臣奏称改换服制，武职取其训操，文官则无所取益，请准勿用改换，以存体制，两宫颇为许可。
    正当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日趋高涨的时候，清廷却于1907年7月11 日命设礼乐馆，制定学礼，军礼，宾礼，并厘正民间丧祭冠婚、器物舆服。目的是“俾人人共纳于轨物之中，庶期经正民兴，用副朝廷备预立宪之至意。”（注：《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690页。）
    在服制改革的道路上，昏庸的清廷再也不敢往前挪动半步了，只是坚守祖训，谕曰：“国家制度，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注：转引自王维堤：《衣冠古国·中国服饰文化》第234页。）
    总之，服制改革同政治改革一样，腐朽的清王朝不灭亡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