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民国新服饰的用料应以保存国货为要义，用国产衣料。
    辛亥起义后，革命人民掀起的断发易服热潮，使得西式服饰及其用料呢绒等向中国的进口猛增，这就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关注。
    上海商务部长在致沪军都督书中除了首先肯定在外交场合取大同主义要穿西服外，又说，“……如遇庆贺典礼或不须晋接外宾者，仍用绸缎冠服，亦须规定制度，庶照郑重。至于平时服式，似可悉随其便。此系保全国货起见……”（注：《申报》1912年1月19日。）
    1912年1月12日，《大公报》上登文《易服以保存国货为要义》， 它说：“易服不易料。……我国人民半恃丝绸以为生活存也，安可弃其料而不用哉？”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给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复函中说：“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可无疑虑。但人民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故乘此时机，欲尽去其旧染之污习。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竟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诚有如来书所云者。”（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认为西服做民国礼服“尚有未尽合者”，故希望中华国货维持会创作或博采西制加以改良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式来，“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武汉人民对于服制改革用料最为关心，态度也最为激烈。
    汉口绅商学界发起组织汉口国货维持会。“凡入会者，以不着外国衣履帽为第一义务。其余如日用玩好等品亦不得购用舶来品，须经会中审查视为必要者，方准购用。”（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成立之后，入会者颇多。该会电京师部院云：“北京大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诸公均鉴：参议院成立在即，提议服制自不容缓，窃谓礼服宜取大同而原料必用国货，常服无须更易，为国货留一地步，即民间少一漏卮，毋任仰望之至……”（注：《申报》1912年5月19日，第6版。）
    汉口救国会为宣传爱国买国货的主张，竟有人断指血书，场面十分悲壮：“武汉共和党……开救国成立大会，到会者一千余人……嗣随县程君玉佩以极沈挚之态度登台演说外洋衣帽畅销全国之害，说毕，即抽刀断指大书请用国货四字，鲜血淋漓，张挂门外，一时鼓掌之声如雷。继又有一青年学生未及冠亦上台演说，语尤激烈，竟痛骂到会诸人之着外国服装者，说毕，亦抽刀断其一指，血书用外货不用国货亡国奴也十一字。”（注：《申报》1912年5月31日，第6版。）
    在爱国主义情绪极端高涨的情况下，保存国货的思想必然会贯彻在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服制中。
    1912年10月3日，“男女礼服服制”公布，它规定：“第一章， 男子礼服。第一条，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第二条，大礼服式如第一图，料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第三条，常礼服二种。一、甲种式，……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丝品或麻织品，色用黑。二、乙种式，褂袍式如第三图。（引者注，此种服式为中国旧有，料自然是本国的丝织品。）……第十二条，关于大礼服及常礼服之用料，如本国有相当之毛织品时，得适用之。”（注：《东方杂志》第九卷第5号， 中国大事记，第30页。）
    1913年3月15日公布的《地方行政官公服令》，1913年1月6 日公布的《推事检察官律师书记官服制》，1913年1月17 日公布的《承发吏庭丁服制》，1915年6月14 日政事堂礼制呈准的《监狱官服制》等等都规定衣料要用本国丝织品或毛织品。
    第三，民国新服饰要打破等级制度，以简便实用为上，以职业分工为标志制订服制。
    “民主”、“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也贯彻在民国服饰改革过程中。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军戎服制改革已把简便实用放在首要位置上了。康有为、汤寿潜等人也都是请皇上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的。社会舆论强烈地揭露了中国传统的宽博之衣的劣根性，使晚清王朝感到“已不能以剃发不易服治其四境之内”。（注：无妄：《服色问题》，《大公报》1911年1月9日，“言论”。）
    辛亥革命后，人们深知中国传统服饰那种明等级决尊卑的政治作用，他们在讨论民国新服制时理所当然地要表达自己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不打破在服饰上存在的象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及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块招牌就是形同虚设，中国人民至少在服饰上没有解放，中国仍然是没有生机。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时对南京参议院议员们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 ”（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页。）在他看来， 风俗（服饰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的改良进步也是中国侪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他在1912年4月11日提出当时的八大政纲， 其中第四条便是“绘制服图”。
    1911年至1922年间，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袁世凯及其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服制。这些服制除了少数几个还留有一点封建等级主义的遗毒之外，大多数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而以职业分工作为制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