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蒋介石的对苏意识形态观
    蒋介石的对苏意识形态观，就是蒋介石在总体上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对苏联的看法。如果说在外交上蒋还可与苏联达成某些共识的话，那末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与苏联则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蒋介石自称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他却并不象孙中山那样能够联俄联共，而是对苏俄及俄共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1923年7月，蒋奉孙中山旨意率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时他表面上赞成联俄。11月26日，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说：“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它也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责任，特别是领导那些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责任。”还说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争取中国独立，“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注：《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5-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1页。）实际上他根本不信任苏联，不信什么共产主义。回国后蒋介石即向孙中山提交了书面报告，这迄今没有看到，但从其后不久即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却看出蒋的真实心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19页。）此信足可见蒋之两面派嘴脸。蒋为何对苏俄不信任？根本原因就在于信仰与主义。蒋是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截然对立起来的。他在1927年12月关于对俄绝交的谈话中说：“余最后所欲言者，即确信歼灭俄国式共产主义后，始能实现三民主义。”（注：《蒋介石论对俄绝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78页。）1928年2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更露骨地说，对共产党，“我们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和方法”，“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干净，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注：《蒋介石在第二届第四次中央全会上的开会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81页。）这种思想意识，一直贯穿到蒋介石的晚年。20世纪50年代，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竟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历史的反动，说什么：“马克斯（思）主义乃是法国革命中的一种反革命运动，亦就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3页。）在这里，民主与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被蒋完全颠倒过来。这段话实际上也是蒋对他已走过的大半个政治生涯中的意识形态观的一个总括。在这种意识形态观的支配下，蒋对苏俄不可能具有信任感。由此，我们分析战时中苏国家关系时，也就不能不考虑到蒋的这一意识形态背景。
    蒋介石对苏意识形态观的另一重要之点，就是把苏联与中共牢牢绑在一起。蒋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7页。）这无疑是对中共历史的严重歪曲。但蒋既然这样来认定，就是把中共看作是接受苏俄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物，在意识形态上起于同源。在上述蒋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19页。）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号召废除不平条约，呼吁召开国民会议。行前接到访苏邀请，孙便征求蒋的意见。蒋“力加反对”。（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29页。）其主要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俄合作；国父此时访俄，将使共产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29-30页。）出于这种认识，蒋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开刀时，马上就考虑与苏断交。是年12月3日，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10日亦即会议最后一天，蒋即提出对俄绝交议案。13日，蒋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注：《蒋介石招待上海新闻记者演词》，《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73页。）蒋解释断交之理由说：“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封闭，共产党的扰乱是不会停止的。”（注：《蒋介石招待上海新闻记者演词》，《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73页。）此间，他还说道：“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店，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注：《蒋介石论对俄绝交》，《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78页。）故只好采取“挥泪而出于断然之手段”与俄断交。（注：《蒋介石论对俄绝交》，《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78页。）显然，蒋把苏联看作中共的后台，而把中共看作苏联的工具。（注：参见《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201页。）这种思维定势一直影响到他对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处理。如前所述，蒋对新疆事件的利用就是典型一例。蒋把对苏关系与中共问题捆绑在一起，无疑加重了中苏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蒋也不是没有想把中苏关系同中共因素分离开来的考虑。他在决定与苏联断交时曾表示，如果苏联“不援助共产党扰乱政局，干涉中国内政，则中俄两国间之友谊交情，固可依然一贯也”。（注：《蒋介石论对俄绝交》，《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78页。）可见，蒋在对苏关系上最担心的就是苏联支持中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而同意与苏联复交，但同时就提出苏联驻华代表不要参与中共活动的要求。（注：程天放：《中俄关系史》（Tian-fang Cheng: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华盛顿1957年英文版，第183页。）1937年在谈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蒋又提出“俄提互不侵犯条约，我与之交涉时，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注：［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44页。）其意也是强调苏联不要支持中共。1945年中苏谈判时，蒋仍提出这一问题作为谈判条件。美国学者加沃在评论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时指出，蒋介石此时非常害怕苏联人利用他们与国民党的伙伴关系来加强中共，就象他们在1923至1927年中苏合作时期所做的那样。为防止这一点，苏联在华顾问的活动被限制在军事事务方面。此外，苏联人员的来去被蒋的特工严密监视，苏联战争物质的流动也被严密监视，以保证其不流向中共。（注：［美］约翰W.加弗：《中苏关系1937-1945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John W.Co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e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纽约1988年英文版，第51页。）蒋介石在这里作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即他把苏联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源与苏联支持中共两个问题等量齐观了。从意识形态角度说，苏联与中共确实相同，但苏联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主要因素，而是从抗战和反西斯战争需要出发来决定其对华政策。从实际情况看，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恰恰是放在蒋介石政府方面，而非在中共方面，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物质技术援助上。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苏联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制造国共磨擦提出过几次质疑和批评，并陈明蒋若继续如此则停止军火接济。这本来是苏联着眼抗战大局之举，却被蒋也视为支持中共而要拆他的台。蒋在1940年3月1日日记中写道：“共产党如不安分守纪律，我政府决不能听其叛国。至于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注：《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204页。）皖南事变后，蒋对苏联方面的批评更为恼火，这也反映在1941年元月17日日记中：“此事对俄关系最大，然为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计，若严肃军纪而遭外人之干涉，则以后国权旁落，比抗倭失败尤恶。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已运到我边境之武器与飞机停止不来，亦所不惜。”（注：《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219页。）在蒋看来，内战剿共竟比外援抗日更重要，这分明是把与中共的意识形态分歧置于抗战大局之上，置于国家最紧要的主权与安全利益之上。最近正式公开的张学良口述史也证实了这一点。张学良说：“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他的最大敌人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把他弄倒”。（注：林博文：《张学良口述历史痛贬蒋介石》，台湾《中国时报》，2002年6月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2年6月9日第8版。）蒋的意识形态偏见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与他一直把苏联与中共视为一体、怀疑苏联支持中共颠覆其政权分不开的，反映出他敌视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观。
    蒋介石对苏意识形态观还表现在他对苏联国家性质的严重歪曲。在蒋介石的眼中，苏联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则帝国主义。早在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政策时，蒋介石就持有这种认识。前述蒋给廖仲恺的信中就说：“彼（苏联）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注：《苏俄在中国》，第20页。）蒋后来谈到此时他访苏三个月所得印象时说：“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注：《苏俄在中国》，第18-19页。）在这里，蒋又把十月革命后建立苏俄政权同十月革命前的沙俄相类比。蒋介石认为帝国主义有赤白之分，日本是白色帝国主义，苏联则是“赤色帝国主义”。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蒋对苏联即使用了这一称谓。他在是年7月19日日记中就事件发表下述评论说：“于此益足以显示赤色帝国主义者（苏联）与白色帝国主义者（日本）彼此已谅解其利害之一致，而欲协以谋我。此次苏俄敢出此恐怖手段，当不外赤、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结果。”（注：［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3卷，第35页。）这显然又是把苏联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无论是类比恺撒、沙皇还是日本，蒋的基本用意都是说苏联推行的是侵略政策，“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一样”。（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5页。）他把苏联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运动看作是在推行“世界革命”计划，而这一计划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20页。）蒋后来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苏联推行的是“新殖民地政策”。“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一朝沦人其共产帝国铁幕之内”，就要“完全变成斯拉夫的奴隶不可了”。（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212、218页。）蒋介石对苏联国家性质的这种歪曲，从根本上说是由阶级因素决定的。阶级立场不同，意识形态观不同，必然就会对国家性质这种阶级色彩浓厚的社会现象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此外，还有政策性因素，这就是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被蒋介石抓住了把柄。前述蒋把苏联称为“赤色帝国主义者”，应当说与苏联对中东路的处理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做法有关。1940年11月，苏联与盛世才秘密签订锡矿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被蒋抓住大做文章，称苏联“此种举动，昔日倭寇对东北张作霖所未能为之者而俄竟为之，其狠毒可谓帝国主义之尤者矣；我国何不幸而至此东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国在我西南百年来杀人不见血之阴谋（控制西藏），早已根深蒂固”。（注：《蒋介石秘录》，第4卷，第320页。）蒋在这里“顺理成章”地把苏联与日本、英国用一条线串了起来，给苏联带上一顶“帝国主义”的帽子。1944年8月，苏联将本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并入其版图，这也给蒋以口实，被视为“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81页。）诸如此类，都为蒋得出苏联是帝国主义的结论提供了“根据”，甚至都影响到后人对中苏关系中的是与非的评论。那末，能否因为苏联对华政策犯有上述错误，就认为蒋介石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国家性质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判断这一属性主要是看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从这两方面都体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已是历史的基本事实。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虽然存在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主要表现在它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努力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援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交往等。应当说，这些内容构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能够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说明苏联国家性质和它的对外政策的主导方面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则苏联不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并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蒋介石把苏联视为“帝国主义”，虽然是以苏联对外政策中错误作为它向外“侵略”的事实根据的，然而在苏联尚未向外“侵略”的1923年即蒋访苏时，蒋就已经把苏联看作是“恺撒之帝国主义”又做何解释呢？这就只能从蒋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观中去找根源了。由于意识形态观的根本对立，蒋对苏联的看法是先入为主的，而苏联对华政策中的错误则被他用来论证这种先入为主的结论。
    蒋介石在意识形态观上是亲西方的，这对他的外交路线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在谈到抗战前期南京政府外交路线的选择时说：“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后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56页。）这里说的“两条危害国家生存”的道路，是指“降日”和“投俄”。蒋认为如果做了这两种选择，“都会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56页。）所以，蒋要选择与“民主国家的合作”的道路，也就是亲西方、亲美的道路，而中苏关系只能在这一前提下来发展。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看，蒋确实在这种前提下发展了中苏关系，这包括与苏联复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结为战时同盟，缔结友好同盟条约等。战时中苏关系能有这种发展，从蒋介石方面看，并不是他放弃了固有对苏意识形态观，而是出于抗日的需要，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同时也迫于美国的压力（如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得已而为之，暂把意识形态利益放到其次的地位。但蒋后来对此是追悔莫及的，认为“二十一年（1932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194、192页。）显然，蒋把其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归咎于对苏复交、发展了中苏关系，因而使中共得以逐步“坐大”，却没有从自身政权的腐朽性上去做什么深刻的反思。从蒋的这种追悔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看重。因为按照蒋的逻辑，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了步，才有对苏关系的发展，进而才有中共的发展，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如果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不去发展中苏关系，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蒋介石始终没有能够跳出他的狭隘的意识形态的小圈子，这是他的一个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