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应重视战时中苏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因素对战时中苏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战时中苏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中苏双方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或战略，都说明了这种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影响的存在。因此，研究战时中苏关系必须重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首先要看到两国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抗战期间，中苏是同盟关系，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其服从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局，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是元法消弭的，这一点也必须看到。作为苏联资深外交官的列托夫斯基，在谈到这一时期苏联外交的意识形态因素时说：“同别国一样，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具有阶级性的，并且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思想体系，苏联外交官严格遵循着这些原则。他们个人的愿望和忠于社会主义思想、忠于国际主义原则的世界观，促使他们这样做。”（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75页。）因此，他们“在评论中国和苏中美关系中所发生的事件时，还是从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完全忠于中国共产党出发的”。（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77页。）如前述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和谴责就是这样。本着和平外交政策，苏联可以同国民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不可能改变它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这是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政府同样如此。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反对与苏俄接近；南京政权建立后在反共清共的同时加以排俄；与苏复交后又心存疑虑，惧怕改善中苏关系会加强中共的地位；1945年中苏谈判时又以苏联不支持中共为条件等，都明显地表现出对苏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蒋介石出于抗日的需要，可以与苏联复交并建立同盟关系，但是他基本的外交方针是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如前所述，这是蒋本人也坦言承认的。这就是蒋介石政府外交政策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一种表现，要它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同样是不可能的，这是由蒋介石政府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性质决定的。
    应当说，两国意识形态存在分歧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如何去处理它。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寻求共同点。抗战期间，孙科曾就中苏关系问题指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三民主义国家，在革命过程与建国制度上说，当然有不同之处。但若就两国的基本精神而论，都应该是一致的。”（注：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47页。）当然，孙科对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致性的解释不见得科学，对蒋介石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做“三民主义”的定性也不见得准确，但他所遵循的发展国家关系的原则即寻求共同点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孙科主张中苏两国和睦友好。他对蒋介石在1927年的反共排苏行为极不赞成。抗战期间，他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二期外交组的讲演中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回溯此段不幸历史，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十六年没有反共绝苏的事件，两国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不敢对我发动侵略。”（注：《中苏关系》，第12页。）正是经历了九一八的惨痛历史，蒋介石政府才感到与苏联复交的必要性，才接受了苏联的复交提议，两国关系从而出现转机。这实际上就是寻求共同点的结果，这个共同点即是两国都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存在分歧不要紧，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就战时中苏关系来说，总的来看两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处理是比较得当的，否则就不会有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重视战时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还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往中苏关系的研究中，比较注重对国家利益的分析，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的。但强调国家利益，不应忽视意识形态因素。其实，意识形态因素也属于国家利益范畴，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把美国国家利益归结为4大类：一是国土防御，二是经济繁荣，三是世界秩序，四是价值观念。（注：参见高金佃：《国际战略学概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1页。）这里说的价值观念就是意识形态利益。意识形态利益之所以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它体现着国家的性质，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以往战时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却常常忽略，而只注重于国家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即在中苏关系研究的历史上，曾对蒋介石政府对苏关系中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一面没有客观地反映出来，而苏联在对华政策中确又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特别是雅尔塔密约等损害中国主权的历史文件的公诸于世，更加引起中国及国外学者的关注，这为阐明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因素的研究则是不对的，因为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客观存着的。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前引列托夫斯基的话说得就很直白，也很客观：“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具有阶级性的，并且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思想体系。”所谓阶级性，主要是指思想意识上的阶级特性。国家对外政策反映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体系，必然要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进而又渗透到国家关系之中。抗战时期的苏联与中华民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两国关系怎么可能不受到这种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呢？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共问题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关系的曲折，而中共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因为政党主要是以居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不同来分野的。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利益相对于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是退居于次要地位的，然而，它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影响着战时中苏关系。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观点来审视这一问题，否则就难以对战时曲折发展的中苏关系作出完全科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