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对华意识形态战略
    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意识形态战略是指苏联在对华关系上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宏观谋划。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存在根本分歧，但苏联并没有简单地采取针对性的战略，而是把这一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战略放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使其服从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的需要，服从苏联对华政策目标的需要，服从建立世界反西斯统一战线的需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服从性战略不是取消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而是在服从中又表现出意识形态战略的某些自卫性、倾向性。
    30年代初期，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迅速崛起，构成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由此考虑，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安全政策。1933年12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决定在欧洲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以维护和平和防止侵略，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和平不可分，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保卫和平。（注：参见A.A.葛罗米柯等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第352页。）为此，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的措施，如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加入国际联盟，不反对在国际联盟范围内签订区域性的防止德国侵略的相互保卫协定，同意法国、比利时、捷克、波兰、芬兰等国参加该协定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苏联则向美国提议签订有日本、美国、苏联、中国参加的太平洋公约。集体安全政策是30年代苏联对外关系的总政策，是一种和平外交和防止侵略的政策，其核心则是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注：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9页。）苏联意识形态战略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总的对外政策的需要，服从和服务于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从对华关系来看，苏联的调整要比它对欧洲关系的调整更早一些。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苏联就向中国提出恢复两国关系的必要性。（注：С。Ю。维戈茨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中译本，第751页。）随后又多次提出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也考虑到日本的威胁，遂接受苏联提议，于是两国在1932年12月12日复交。复交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愿望。但中国方面当时还有一些疑虑，即会不会因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而影响这种关系发展。1934年10月1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同来访的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会谈时向他澄清了这个问题，指明：“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从不是根据什么社会经济方面的分歧的意见或厌恶。从国家利益和苏联政府忠于和平利益出发，我们力求同所有国家维持最好的关系，即使这些国家同我们的政治制度不同。”（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7卷，莫斯科1971年俄文版，第641页。）这就明确告诉蒋廷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不会影响到两国关系。苏方这一态度对改善中苏关系起到积极作用，用蒋廷黻的话来说，中苏关系的下一步就是如何“开创将来的局面”了。（注：《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此后，中苏关系确实有了较大进展，终于在1937年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苏联方面来说，这是它推行正确的意识形态战略的一个成果。中国方面当时对苏联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也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条约发表谈话指出：“世界各国在最近十年间，缔结不侵犯条约者，不知凡几，即双方所抱主义迥然不同之国亦多缔结此约者，中苏二国之不侵犯条约，与各国缔结者，并无异致，虽在太平洋各国间尚属创例，而与世界保和平之主旨正相符合。”（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发表谈话》，《中央日报》1937年8月30日。）这一条约后来被蒋介石看作是抗战8年间“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第57页。）尽管他又把这种“和平共存”看作是苏联的“阴谋”，但毕竟“和平共存”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达成这一局面，无疑有苏联意识形态战略因素的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苏联的对华政策更加明确，这就是支持和巩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中国抗日斗争。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披露，此间苏联对华政策包括三个基本点：1.必须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援助以加强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2.关注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这是持续抗战的条件；3.在战时中国保留“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一个国家”的条件下关心中国共产党人。（注：《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苏联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1945》，第42页。）1939年6月27日，在苏联远东司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上，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索夫斯基就苏联对华政策更明确地指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对我们国家有利，全权代表处的工作应当服从于我们这一基本观点。”还说：“中国的胜利将取决于统一战线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帮助民族战线对我们有利，因为只有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日本。”（注：A.M.列托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本，第267、269页。）他要求苏联驻华代表处要与中国政府领导人、军队领导人、中国社会著名的代表人物保持定期联系，以利于贯彻苏联既定对华方针政策。洛索夫斯基的这一谈话代表了苏联的官方政策。这一政策着眼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着眼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着眼于中国抗日对苏联有利，意识形态问题显然被淡化了。意识形态战略地位的降低，意味着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必然放在国民党政府方面。这正如此间供职于苏联驻华使馆的列托夫斯基所说：“在抗日问题上，苏联把国民党当作中国可依靠的主要力量。”（注：A.M.列托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本，第260页。）“苏联把蒋介石政府视为主要伙伴”，“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给了国民党政府”。（注：A.M.列托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本，第215页。）这是苏联将意识形态战略服从国家安全利益的明显表现。
    苏联对意识形态战略处理得有失偏颇，是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一度不加分析地提出反对所谓的“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7日，斯大林在有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参加的会议上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殖民地、原料等方面贫穷的或富有的）进行的战争，是为了划分势力范围，为了统治世界。我们不反对，让它们好好地争斗和互相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反对其政府，反对战争……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已失去了以往的意义……昨天的人民统一战线是为了弱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奴隶制度。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提出了消灭奴隶制度的问题。”（注：《1939-1941年的共产国际档案和苏联对外政策》，《近现代史》（ФирсовФ。И。Архив КоминтернавнешняяполитикаСССР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1992年第6期，第18-19页。）9月9日，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将斯大林的这一指示精神传达给各国共产党，号召开展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置于反法西斯斗争之上，其实质就是强调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强化意识形态战略，而没有看到世界人民同法西斯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其理论根源则在于教条式照搬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本国政府战争政策的做法。但随着法西斯德国不断扩大侵略，北欧和东南欧国家都相继沦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连苏联也面临法西斯侵略的威胁，斯大林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改变上述看法。据季米特洛夫1941年4月20日日记记载，斯大林此间对他说：“现在对每一国家来说，民族的任务提到第一位。然而，共产党作为国际组织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状况，是一种妨碍。”（注：《1939-1941年的共产国际档案和苏联对外政策》，《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34页。）194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会上季米特洛夫根据斯大林指示做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形势根本改变了，现在主要打击的是法西斯主义；二是我们在现阶段将不再号召推翻单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再号召世界革命。现在要说的是在单个国家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反对占领者的奴役制度，为民族自由而斗争。”（注：《1939-1941年的共产国际档案和苏联对外政策》，《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第34页。）这是共产国际战略的重大转变，表明它已将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以建立和巩固世界反西斯统一战线为首要任务。不久，共产国际宣告解散，意识形态战略地位的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尊重各国共产党独立性方面的考虑。
    苏联在意识形态战略上的这种失误，反映到对华关系上就是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中共当时也大力宣传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而没有注意区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之别。由此，中共对英美集团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并阻止国民党加入英美集团。中共认为：“在此种情况下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方针，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我们既反对中国成为日本的工具，也反对中国成为英美的工具，两者都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注：《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英美拖中国加入其战争集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利结成世界反西斯统一战线的。随着共产国际战略的转变特别是苏德战争的爆发，中共随之改变了上述态度。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为此在外交上“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中共的内外政策开始调整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轨道上来。
    苏联在对华关系上虽然对意识形态问题作了淡化处理，但在这一领域应具有相当的自卫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曾强调不允许蒋介石政府与他国缔结反共条约的问题。1937年8月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示鲍格莫洛夫说：“要口头指出，这项义务解决了中国人提出的不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并且从这一补充中还可看出，中国方面要保证不同任何人缔结所谓同‘共产主义危险’进行斗争的协定。这种协定正如日德协定的经验所表明，实质带有反苏性质。”（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746页，注177。）这里所说的日德协定即1936年11月25日签订的《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其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的。意大利在翌年加入该协定，从而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苏联担心蒋介石再加入其中，故作为中苏签约的前提条件提出来。8月12日，鲍格莫洛夫向国内通报了与中国外长王宠惠会谈情况，说中国政府准备接受苏联方面的措词，因此口头保证无必要。8月1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再电鲍格莫洛夫，要他坚持“在签约时中国要绝对正式保证其在互不侵犯条约全部有效时间内，不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所谓反共条约”。（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746页，注177。）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还强调说：“也许，中国人会反对我们基于第2款而实际上只是在中日交战期间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义务，我们却希望在互不侵犯条约的全部有效期内保证不缔结反共条约。如果因此他们要求我们保证在同中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全部有效（时间）内不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就坚决摒弃这一要求，指明反共条约是公然敌视的，即对苏联具有侵略性的，而同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绝不含有对华的任何侵略性和敌视性。”还说：“应由您和王宠惠在签订条约时彼此正式给予这些相互间的承诺，并因此构成作为条约补充的君子协定。”（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746页。）鲍格莫洛夫遵循这一指示，在8月22日签约时作了口头声明。当然，蒋介石政府在中苏条约有效期间也没有与日本缔结反共条约。从缔约谈判可以看出，抗战期间苏联一方面不想对中国搞意识形态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不允许他国对其进行意识形态的攻击。此即这一时期苏联意识形态战略的自卫性。这种自卫性是苏联在国家性质问题上的本能反映，也说明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苏联对华意识形态战略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国共关系的处理。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政策是以支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本目的的，但它又具有二重性。如同列托夫斯基所说：“一方面，必须使中国抗日，加强中国战线。为此，我们应当同蒋介石政府、同整个国民党保持正常关系。另一方面，莫斯科的目标是维护中国共产党，巩固它的阵地。”（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16页。）这种说法基本符合事实。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虽然放在国民党政府方面，但它需要给中共一定的支持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以此维系抗日统一战线，而对中共的支持主要就是意识形态的支持。苏联方面很清楚，不批评国民党，其反共势焰会更嚣张，这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日；批评了国民党，又要影响到同它的关系，不利于中苏合作；而对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这就是不以国共合作破裂为前提。首先应看到，苏联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敢于提出批评的，其中最典型就是皖南事变后，苏联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据季米特洛夫1941年1月17日日记记载，当他把此事告知莫洛托夫后，“莫洛托夫答应把问题向斯大林反映，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注：华谱编译：《〈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大量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78页。）1941年1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索夫斯基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政府对歼灭新四军和打死大量指挥员及许多战士的消息感到非常不安。这一行动是国内战争的开始，它会削弱争取中国独立的斗争。”洛索夫斯基还指出，这件事是为敌人所高兴的，“这就意味着你做得不对……苏联政府想知道，中国政府采取何种措施不仅用来保持而且还要巩固统一战线，舍此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胜利的”。（注：A.列托夫斯基：《一个外交官的笔记》，《远东问题》（А。ЛедовскийЗаписидипломатаПробр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1年第1期，第110页。）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都向国民党政府方面提出质询和批评。象崔可夫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会晤时反复强调内战只是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这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注：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中译本，第59页。）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高潮时，苏联报刊对此也进行了抨击，使用了“国民党集团中的反动分子”、“亲日分子”、“投降派”等词眼，甚至影射蒋介石是“法西斯头子”。（注：参见《斯大林与中国》，第263页。）这些抨击显然具有较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同时还要看到，苏联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支持中共，却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反对因意识形态因素而破裂国共关系。皖南事变后，苏联对中共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就提出过一些缓解矛盾的建议。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是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但有于4-6个月后军事上由守势转入攻势的打算。（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苏联方面是主张完全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的。1941年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同周恩来会晤时说：“我认为，目前中共主要之敌仍是日本。如果中共将展开积极的武装行动反击国民党，这只能促成中国内战的扩大，是不利于中国抗战的。无论如何需要保持合作。但这并不是说你们应当受欺负。正如您所说，你们已开始对国民党进行政治上的反击。因而，你们必须继续进行这种反击，一方面是为自己恢复名誉，并向广大人民群众指明皖南事变真正的祸首；另一方面，在你们的政策上不要说明蒋介石是事变的组织者。”（注：《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苏联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1945》，第65-66页。）苏方的这一建议对中共把握好抗战大局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中共在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在政策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在国际正义舆论的支持下，很快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这次反共高潮。从对皖南事变的处理可以看出，苏联是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的，即使对意识形态同源的中共，也是把握着一种适可而止的度，这完全是由苏联对华政策使然。
    但总的看，苏联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还是很明确的，这尤其表现在苏联驻华使馆方面。列托夫斯基回忆说，苏联驻华外交人员“本着同中国共产党人联合的精神并希望避免被怀疑同情（苏联官方人士所说的）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地主的制度’，适当地参加了官方宣传浪潮”，原因就在于他们“受的是阶级原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忠于这些原则，根据自己的阶级自觉，自觉地行动”。（注：《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苏联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1945》，第263页。）苏联大使馆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也给予了大量抨击。（注：《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苏联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1945》，第271页。）可以说，在对意识形态战略的把握上，苏联驻华使馆要比苏联国内更激进一些。
    苏联外交部对苏联驻华外交人员的上述做法提出过批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指出苏联驻华人员同中国左派在野党联系过多，即与中共联系过多，而“这与我们同蒋介石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74页。）远东司也指出，苏联大使馆和大使本人在支持中共、捍卫中共利益方面，已远远超出外交的范围，而扮演着中共代表的角色。（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74页。）苏联使馆不得不根据这些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即在与国民党政府领导人和蒋介石本人的关系方面竭力做得很得体，从表面看在外交上也很有分寸；同中共代表的联系方面表面上做得也很有分寸，没有过于明显地表示同情。（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74页。）这是根据苏联对华政策目标需要对意识形态战略的一种调整。不论是对国民党政府激烈批评也好，还是收敛锋芒以做得“得体”也好，苏联此时把意识形态都当成一种工具：用批评来遏制国民党的反共，用“得体”来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总之是要维护国共合作，为对华政策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