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都察院介入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
    都察院介入官员之行政问责与处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协助吏部兵部组织京察大计军政诸项考核：按照清朝制度规定，凡是考核官员，不论三年的京察、大计，还是五年的军政，都要由都察院、吏科、兵科、京畿道，吏、兵二部核实考核共同具疏。具体而言，在外府州县等衙门官员三年一次大计时，由吏部、吏科会同都察院和河南道考核，武官五年一次的军政，由兵部、兵科会同都察院和河南道考核。可见，在雍正朝每一次的官员考核处分中，均有都察院的介入。
    第二，纠参官员失职行为：这是都察院在清朝建立之后，一直担负的主要职责。天聪十年皇太极曾谕臣僚：“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21)这里规定都察院官员要对“政事背谬”、“贪酷不法”的官员予以及时纠参。崇德元年(1636年)再谕，“都察院各官皆系朝廷谏诤之臣”，“至于诸王贝勒大臣，有旷废职掌，躭酒色，好逸乐，取民财物，夺民妇女，或朝会轻慢，冠服不具，及以不适己意，托病偷安，不朝参入署者，礼部稽察，若礼部徇情容隐，尔等察奏，或六部断事偏谬，及事未审结，诳奏已结者，尔等亦稽察奏闻”。(22)这条上谕规定都察院官员要纠参“礼部徇情容隐”行为、“六部断事偏谬，及事未审结，诳奏已结者”，这是对礼部和六部职能部门官员的纠参。
    入关后，清代规定都察院职责更为广泛。顺治元年(1644年)定，“凡贪污枉法暴戾殃民者，都察院指实纠参”(23)。顺治九年谕，“都察院为朝廷耳目之官，上至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与否，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如满汉各官有贤有否，督抚按各官有廉有贪，镇守驻防各官，有捍御勤慎者，有扰害地方者，俱著分别察奏，其推举铨用与黜革降罚，及内外各衙门条陈章奏，有从公起见者，有专恣徇私者，俱著明白纠驳”(24)。顺治十八年定：“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及一应不公不法事。”(25)顺治年间的三条规定，重申了都察院的纠劾职能，再次明确了应纠劾的重点和该纠劾的官员。如对于“贪污枉法暴戾殃民”的，对于“扰害地方”的，对督抚按贪婪的，对于镇守驻防怠惰的。
    雍正朝，都察院的纠参职责规定更为全面：负有纠举朝政不当之责：左都御史、给事中、御史皆许风闻言事，“事关朝政得失、民生利弊、大臣徇私、执法不饬簠簋并听据实陈奏，摭拾陈言及琐屑伤治体者，不得渎告”(26)。负有纠劾建白之责：“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27)负有纠举礼仪之责：朝会、祭祀时，御史要监礼纠仪，凡“其有举止失错，乖于典礼，及临期托故不到者，咸得举劾”(28)。负有监督本院御史之责：“外省督抚有怀私背法逞威等事，给事中、御史等受其请托贿赂，瞻徇隐瞒，经朕于别处闻知，将都察院堂官一并议处。”(29)负有监督文书之责：“部院督抚本章有情理未协者，俱得驳正题参，至于朝政得失，百官贤佞，或特疏，或公本奏闻。”(30)或“各部院衙门及直隶各省一应题奏本章，有字样差讹、洗补、渍污等项，各科抄参”(31)。从而在方方面面，具体规定了都察院该纠参的内容，使得都察院介入到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中。
    第三，奉旨复查吏部所议失当处分：当吏部议处官员出现问题时，皇帝一般交由都察院来复查复审，可以说此时的都察院是处分的更高一级机构，是对吏部处分的驳审机构。在皇帝看来，吏部负责一般处分，对于颇为复杂、有反复、有冤枉的处分，则由都察院来审报。如雍正帝为防止各省督抚参劾属员出现不公致受屈抑，因而“令府州县官实有冤抑被参革职者，许赴都察院呈明核实奏闻”(32)。此后专门形成一项制度：“嗣后道府以下，知县以上各官，有实在冤抑被参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该衙门确查原参缘由，核实具奏。”(33)明确了都察院的复审责任。再如，为避免人才浪费，雍正元年谕外任文武官员“经督抚提镇缘事参革，才勘效力者，许其亲赴都察院具呈，汇题陈奏”(34)。此后对于此类因公处分有才能官员的再用，也形成了一项专门性制度：“外任官除特参贪酷外，其因公降革解退之员，将任内钱粮案件完结之后，”“许其亲赴都察院具呈，著都察院十日一汇题，代为陈奏”。(35)都察院成为定期复查汇奏处分的主要机构。
    第四，奉旨处分吏部官员：《龚自珍文集》曾记载有一条史料：“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36)反映出吏部作为处分的主导机构，负责对官员的议处；而一旦吏部官员有所失职，朝廷规定其议处要由都察院来执行。如雍正六年(1728年)，吏部在议覆广东巡抚杨文乾钦谕疏内，将应行夹签声名之事，遗漏夹签。这种失职，由都察院按照条例，将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朱轼、吏部右侍郎舒楞额，吏部署理侍郎事兵部左侍郎杨汝各罚俸六个月，考功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罚俸一年。这次吏部堂司官员被处分，其议处机构就是都察院。再如雍正八年，礼部错认文件中提到的陕西、甘肃为二处，吏部据礼部咨文办理，没有细心详察，即将陕西、甘肃、山西三处巡抚分别定议，导致误加处分了西安巡抚武格，给其带来一定影响。对此失职，从礼部堂官到吏部官员都被都察院察议。(37)
    这是都察院在雍正朝所担负的几项主要责任，既有清初以来的沿用，又有雍正时期的添加，反映出雍正朝对官员问责的重视，在机构方面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