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督抚考语决定官员送部引见。雍正九年十二月雍正曾颁布谕旨，“因公诖误降调人员赴部候补，应行引见者，从前未令督抚出具考语。嗣后各官赴补文内，著督抚将伊居官如何之处，出具考语送部，吏部于折内注明具奏，带来引见”(46)。从而，就制度规范上，进一步肯定了督抚考语的重要性。但也正是由于考语的重要性，对督抚出具考语又有一定的时限要求：“各省道府州县等官有因公参处，部议降革者，皇上每降谕旨询问督抚，该员居官如何之处，分别留任、降革。该督抚自应即行具奏以定去留，但向来奏定有限期，往往接到部文，迟至三四月或半年之后始行覆奏。伏思，督抚身任封疆，凡属员之贤否，自应平日留心，原不待奉旨询问始行访察，况出具考语，又非行查完审事件办理需时者可比，若不即行覆奏，则寻常供职之员，转得姑容任所，且为日既久，亦恐渐启营求请托之端。请嗣后，凡道府州县有议处降革，奉旨询问居官如何者，该督抚自行出具考语，及会同出具考语，应作何分别定限之处，伏乞敕下该部详加妥议。”(47)后定“俱按接到部文之日，酌定覆奏限期，并令该督抚于覆奏本内，将接到部文，并会稿日期声明，以凭参核，如有延迟限者交部议处。奉旨，允准”(48)。可见，该议定从时间上以及会稿日期方面从严要求，以确保督抚考语的及时可信。官员一旦因督抚之肯定性考语被皇帝引见，其仕宦生涯也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清初规定，“文职处分，职在功司”(49)。如果“文职、武弁均有考成，其武弁处分事宜，先由兵部议定，然后(亦)移咨吏部”(50)。由此可见吏部考功司的地位，其地位愈是不可动摇，才愈会使得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标准一致，目标便于达到。雍正朝，对于全国性的追究责任事件，由于事务殷繁，需要其他机构的协助，中央都察院、地方督抚的参与至关重要。正是：“吏部有考功一司，都察院职掌风纪。”(51)而“外吏之贤否听于督抚”(52)。可见，雍正朝处分机构是以吏部为主导，都察院、六科、十五道、地方督抚共同参与构成的问责与处分系统。反映出对于官员责任的追究与处分，是行政、人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单凭一个机构的力量难以周全。而且，任何机构都存在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雍正朝行政问责与处分机构同样如此。但是，任何制度设定的机构，在封建社会的常态下，都必须听命于皇权。
    注释：
    ①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柏桦：《从历史档案看清代对州县官员的惩处制度》，《北方论坛》1994年第4期。刘毓兰：《清代罚俸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2期，等等。
    ②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卷六，《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7年。
    ③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④《清朝通典》卷二十《选举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⑤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⑥《清朝文献通考》卷八十四《职官考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⑦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⑧《清朝文献通考》卷八十四《职官考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3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8页。
    ⑩(11)中国第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7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12)张廷玉等《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95页。
    (13)《清朝文献通考》卷八十二《职官考六》，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21)(22)(23)(24)(25)(28)(29)《大清会典》卷二二三《都察院》，《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文海出版社，1986年。
    (15)《清朝通志》卷六十五《职官略二·都察院》，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