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外交的决策人物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不仅具体体现了日本政府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对华政策，而且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伊藤博文是日本倒幕功臣、维新元老，历任首相，他来华时正值中国“戊戌政变”前夕，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处于白热化的关键时刻，故研究他的中国之行，是探讨“戊戌维新与日本”关系问题时必须十分重视的事。
    伊藤博文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游历中国呢？以前有的学者认为，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完全是日本政府针对中国戊戌维新的一项特别行动，主要目的是“以‘赞助’光绪皇帝变法为手段，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亲日势力移植和渗透到中央的核心组织里，以便通过这次变法真正成立一个日本所能完全控制的新政权。”（注：沈镜如：《戊戌变法与日本》。）我认为，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了解维新运动的态势，并且保持和发展与清政府的关系，扩大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伊藤博文在1890年就任日本贵族院议长时给黑田清隆的一封信上曾这样表示：“东洋大局之问题，将来不能等闲视之，一会期（日本第一届议会）完峻后，余愿奉派赴中国而为驻扎中国的公使，万一不能委派为公使时，漫游中国亦可，此事如蒙允许，余当为一会期议长。”（注：《伊藤博文传》，参见李文海、孔祥吉：《戊戌变法》第196页。）1898年第三届伊藤内阁辞职后，伊藤博文马上以下野政治家的身份来华游历。1898年7月21日日本的《镇西日报》声称：“伊藤侯爵乃东亚第一流人物，瞻前顾后，维持亚洲大局，深惜中国执政大臣俱在梦中，毫不警觉，兹特航华，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伊藤此行所关甚大，故特志之。”（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397页。）天津《国闻报》也报道：“伊侯此来具有深意，甚望与中国协力同心相助为理，固不仅为寻常游历之计。”（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393页。）这些资料可以说明伊藤博文早就特别重视中国对东亚国际形势的巨大影响，故想亲自到中国作一番考察；他不是真正来“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而是为日本帝国的最大利益而奔忙。
    下面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
    1.主动拜访荣禄、李鸿章伊藤博文1898年9月11日抵天津，第二天上午9时就去拜访直隶总督荣禄，“谈历一点钟之久”。同天下午6时，荣禄在天津北洋医学堂举行宴会，为伊藤博文接风，在座作陪的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02页。）。9月14日，伊藤博文到达北京，第二天就去贤良寺拜会已被免职的李鸿章，谈了一小时。9月16日，李鸿章又回拜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曾对李鸿章说过这样一句话：“阁下在北方建造了一个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70页。）这是伊藤讽刺李鸿章亲俄。伊藤博文本来还想觐见慈禧太后，只因“戊戌政变”未实现。伊藤博文一到中国，首先主动拜访和接触掌握清政府实权的“后党”--中国保守派的重要人物荣禄和李鸿章，并打算觐见慈禧太后，这说明他想拉拢守旧派，交好清政府。
    2.会见总理衙门大臣9月15日，伊藤博文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崇礼、廖寿桓、张荫桓等会谈了一个半小时。伊藤博文首先表示：“我到贵国正是贵国朝廷改法之时，甚为欣幸。”某大臣问：“改法尽用年少之人到底有无流弊？”伊藤博文答道：“用年少人固可，但必须才识胆三者兼备之年少人方可用，否则未有不败，尚不如用老成人而以年少者佐之。且改法须有轻重有次序，若杂乱无章，则必不可。”又有某大臣向伊藤博文建议：“阁下如见皇上，凡中国应改之处，与现在改不得法之处，务必直言无隐。”伊藤博文则说：“我是外臣，未便先言。如贵国皇上有事下问，则我知无不言，但我言之无人助，皇上行之也是枉然。我看总署诸公，未必以改法为然，且近来用新进而退老成，亦不免太骤。”（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10页。）伊藤博文到中国后已经了解到，除了张荫桓等少数人支持变法外，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大多倾向保守，故伊藤博文的话很圆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他们的心理，从而不得罪这些守旧的大官。
    3.与康有为的交谈9月18日下午，康有为专门到日本使馆拜访伊藤博文。康有为首先表达了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的热切期望，并请其指教：“我皇上锐意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但伊藤博文竟然说道：“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大自尊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康有为连忙解释道：“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但伊藤博文继续教训说：“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伊藤博文的态度不禁使康有为感到失望，便反驳道：“侯爵轻蔑敝国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以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得之六七。”伊藤博文问：“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何哉？”康有为告以主要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制肘、光绪无权和顽固守旧大臣之阻挠，故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剀切陈说”，以使其“回心转意”，支持光绪变法。伊藤博文随声附和道：“既如此，仆谒见皇太后，谨当竭尽忠言。”（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641、642页。）由上述可见，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伊藤博文访华抱有很大期望，但伊藤博文对康有为的态度却相当冷淡，没有给予任何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故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162页。）
    4.觐见光绪皇帝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前一天，伊藤博文在勤政殿亲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待之以亲王礼仪，赐座御座之侧。伊藤博文首先赞扬了中国的新政：“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日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业，长享景福。”光绪皇帝说：“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明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伊藤博文回答：“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光绪表示：“但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46页。）觐见光绪后，伊藤博文确实又曾与总理衙门大臣们会面，但大臣们不向伊藤博文请教有关变法的事项，“讵后总署王大臣会晤伊藤，并不问及政务，殊为可惜”（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47页。），而伊藤博文也不主动向他们提出有关变法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对此，我认为，伊藤博文在觐见光绪皇帝时表示赞赏中国新政，只是表面上应付光绪皇帝而已，无意真正援助中国的维新运动。这一点从觐见光绪皇帝后伊藤博文与某大臣的非正式会谈中可以得到证实。某大臣问伊藤博文：“我国现拟变法，请问应以何者为先？”伊藤博文说：“皇上面谕将变法次序详告总署大臣，然此事实难言也。我系外臣，非详知贵国情形，则不能代筹此事，非洞悉各国政治及己国利弊不可。”（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425页。）
    5.参与救护维新派人士1898年9月21日，中国发生“戊戌政变”，仍在北京的伊藤博文马上授意日本驻华使馆采取措施，保护梁启超出逃，并通过外交途径营救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驻日公使的黄遵宪和亲日英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注：（日）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69-578页。）。其主要目的是保存亲日的维新派势力和维护日本政府的面子。
    6.南下游历长江，访问张之洞和刘坤一伊藤博文于9月29日离开北京南下，游历长江，10月5日抵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访问了湖广总督张之洞，10月19日又东下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06页。）。他们会谈的内容史料记载很少，不过，伊藤博文此次拜访的目的显而易见，即看重和拉拢作为南方实力派和洋务派大官僚的张之洞和刘坤一。
    通过考察伊藤博文中国之行的主要活动，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一着棋，伊藤博文访华的具体策略和根本目的是设法笼络清政府，遏制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从而加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并继续保持列强的“均势”来维持中国存在的状态；对于中国的维新派和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也是以这一基点为转移的；2.伊藤博文虽然在光绪皇帝面前赞赏中国的变法，但由于伊藤博文通过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接触和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他已经基本认定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还担心维新派无谋会引起中国内乱，从而招致列强介入，加速瓜分中国的行动（注：（日）志村寿子：《戊戌变与日本--甲午战争后的报刊舆论》，参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七辑。）。所以，伊藤博文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十分冷淡的态度，这显然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继续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