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政府及日本民间舆论对“戊戌政变”的反应，也说明日本政府对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
    “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日本政府追随英国，没有采取措施反对政变，只是设法救护亲日英的维新派人士。大隈重信首相曾表示：“如有与日本帝国在对华政策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国家，而且该国能始终遵守人道主义、文明之通义、公正之真理的话，日本将与之携手合作，共同处理目下的清国事变。”（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第114页。）1898年9月27日，大隈首相指示驻华公使林权助：“汝可向总理衙门作友善的劝告，鉴于目前紧张的局势，中国不但不可对维新分子有过激的处置，同时在各方面都要采取温和的手段。汝可单独前往，或与其他愿去的公使一道前往。”（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63页。）弄清沙皇俄国并没有在幕后操纵“戊戌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太后仍是殖民主义者可利用的工具以后，从1898年10月中旬起，日英政府都转而肯定“戊戌政变”，支持慈禧政权。1898年10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同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谈话时认为：“俄国并没有参与这次事件（‘戊戌政变’），而且这类事件对俄国也和对其他国家一样，并不涉及其利益，因此当前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理由。”“不必担心外国利益会因反改革命运动（‘戊戌政变’）而受到特别的损害，中国的政治将如以往那样发展下去。”（注：《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85页。）1898年11月11日，《字林西报》转达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对“戊戌政变”的看法：“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且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三）第520页。）伊藤博文系的《东京日日新闻》载文指出这次政变最令人担忧的是国际背景，也就是西太后一派是否企图以俄国为靠山的问题，不过现在看来“两者之间似乎还没有达到那种关系。”（《北京的形势》，《东京日日新闻》1898年10月19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无论是改革派执政还是守旧派执政，都是中国的内政，“外交的核心在于保持我国的权力和利益不要受其内部事务的牵连而陷入危险的政策。”所以，该报发表文章要“避免列强之间的互相冲突，通过列强的协调，支持北京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以必要的资金和兵力援助北京政府进行兵制改革、财政整理和机构改革等等，这是今日之要务。”（《现内阁和中国问题》，《东京日日新闻》1898年11月26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东京日日新闻》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日本政府对“戊戌政变”和整个戊戌维新运动的态度。1898年末，日本政府提出驱逐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讨好清政府与拉拢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实力派。
    日本民间舆论对日本政府关于戊戌维新和“戊戌政变”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评说。《日本》杂志在1898年10月13日发表的《中国皇帝的危难》一文中指出：“虽然不应干涉内政，但在主权者将被他们废绝的今日，不想讲什么救济的办法，难道不违背友好国的情谊吗？”“为了解救邻邦中国皇帝的危难，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如果一味投机取巧，怕丧失当今北京政府的欢心，或以张之洞、李鸿章之流的向背行事，那么作为东亚先进国的名声将会丧失殆尽。”（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1898年10月27日，《日本》杂志又刊登《政变前后的措施》一文，责问日本政府：“对于这次政变，我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否竭力劝告北京政府减少波动，还是对皇帝的安全做了什么防范措施？有没有尽力救护改革派？这次政变本来可以反过来利用，以促进中国的自新，但由于我国政府放过了这个机会，以致让训政政府巩固基础，而使多年积累起来的革新势力受到重大打击。”文章还建议，为了促进中国自新，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如下对策：1.否认训政政府，2.劝告让皇帝复权，3.要求采用文明制度（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万朝报》在1898年10月27、29、30日连载长篇社论《中国改革说的两个时期》，就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所持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万朝报》认为，中国改革派志士的言论行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志士非常相似，“其议论之峻峭”、“其动作之激切”、“其规画之躁急”等等，常常使守旧派有机可乘。《万朝报》指出，日本外务当局的方针是并不指望康梁一派的改革取得什么实效，而是寄希望于具有伟大头脑、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如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以有秩序有规律的渐进方针，来进行对种种旧习的刷新，但事实说明，依靠他们这样有地位有名望的强有力者实行改革是不会有效的。“如果说只从现在维新党的轻举妄动而料其最终成功是所谓愚者的，那末，不希望其成功的外务当局那种幼稚的说法，岂不比愚者更愚？”（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297-300页。）
    在“一切谨慎”的外交方针和“暂时保全中国”的对华政策指导下，日本政府对刚刚正式开始的中国戊戌维新运动采取“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戊戌变法后期明显表现出来的维新的暗淡前景，更坚定了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伊藤博文中国之行对中国守旧派和地方实力派的着力拉拢和对改革派领袖康有为的出奇冷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戊戌政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基本上追随英国，没有采取反对政变的措施，不久便转向肯定政变、支持慈禧政权，而日本民间舆论则激烈评说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戊戌政变”的旁观态度，这些进一步说明日本政府对戊戌维新运动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态度。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日本政府既没有热情切实地支持，也没有积极地从事破坏活动，而是基本上持“冷静关注”和“不干涉”的态度，这是出于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不管守旧派在中国掌权还是改革派在中国当政，最重要的是维护日本在华的侵略特权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