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国家主体而言，它对乡村民众进行思想教化时，必然要利用多种途径，既要利用常设的社学、书院、乡约、宗族等常规性的教化组织，也要利用旌表、宗教、戏曲等一些非常规性的、不定期而出现的教化形式，这些教化组织与形式共同构成了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
    在这一“二元同构体”中，绅士阶层起着社会纽带的作用。绅士们“出则为官，入则为绅”，成为连接官方系统与非官方系统的最佳契合点。清王朝明确规定了绅士们在乡村教化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在下令“每乡置社学一区”的同时，亦要求“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雍正元年（1723年）对于社学的教师又作出了明确规定：“州县于巨乡大堡各置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补充社师。”（注：《钦定学政全书》卷七十三，《义学事例》，第1539-1540页。）由于这一阶层所具有的学识和权威性，他们在非官方的教化组织和形式中也同样占据着领导地位。在宗族组织中，“族正以贵贵为主，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注：冯桂芬：《复宗法议》，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七，《礼法七·宗法》，第609页；卷三九八。）。在乡约组织中， 也是“于举贡生员中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注：冯桂芬：《复宗法议》，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七，《礼法七·宗法》，第609页；卷三九八。）。
    作为乡村教化体系领导力量的绅士阶层，由于知识的占用和特权的享受，在乡村社会中具有天然的权威，他们本身就对乡村教化起着重大作用。“士子者，百姓所观瞻”（注：《世宗实录》卷七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士人有廉耻， 而后乡里有风化”（注：许振祎：《奏设味经书院疏》，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五，《礼政五·学校下》，第375页。）。吕坤曾言道：“吾少时乡居， 见闾阎父老，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唯秀才之容是观，唯秀才之言语是听；即有狂态邪言，亦相与窍笑而不敢言短长。秀才摇摆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之重士一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村粗鄙俗，为其所笑耳。”（注：吕坤：《居官必要》。）如果绅士们贪婪好利，行为无常，彼地则教化难行，风俗败坏，“士大夫任风化之责，既恬不为虑，又不躬行俭让以先之，欲俗之归复于厚，安可得也”（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四，《礼政十四·正俗》，第1378页。）。“夫士而无行，则庶民之浮伪，风俗之浇漓，不待言矣”（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四，《礼政十四·正俗》，第1356页。）。“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以其教化功能成为社会结构稳定运行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对建立符合家长制伦理规范的社会秩序起着任何其它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注：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89页。）。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与文化遭遇“千古未有之奇变”。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破产，固有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错动。向来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得到提升，从商之人增多，且有士大夫步入商人行列，“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注：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 1672页。）另一方面，传统教化体系面对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传统功能。在专制社会中，社会规范是以维护王权的利益为基础的，教化体系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同样以王权的利益为旨归。在清代乡村社会教化体系中，儒家学说成为教化所奉行的理论标准。在晚清，这一标准本身正面对着自己难于解释的问题。儒家学说提倡忠孝节义，重内心的修养与人格的锻炼，尊崇礼义道德对于治国的作用。倭仁就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第24-25页。）但是，在实际上，尊崇礼义的上邦总是不敌持“奇技淫巧”的夷狄。于是，清朝实行乡村教化所奉行的社会规范本身就陷入了迷茫。传统的教化体系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一，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在社会生活内容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原有乡村教化组织未能及时应变，遂在时代发展中日趋形式化。“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诩善政，民病盗喜”（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兵政六·保甲》， 第2201 -2202页。）。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尹林寿图无可奈何地说，保甲之法“虽已刻有成书，颁行州县，无如视为具文，虚应故事”（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兵政六·保甲》，第2228页。）。在保甲制成为具文的同时，乡约组织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早在乾隆时期就有人指出乡约宣讲的弊端，“其荷锄负耒之夫，贸易之子，并未有一人舍其本业前来听讲者。间或行路之人，驻足观听，又于圣言之精义未能入耳会心。在州县原不过奉行故事，而督抚开列首条亦不过遵巡旧文”（注：凌如焕：《敬陈教民实政疏》，见《皇清奏议》卷三十四，北京国史馆琴川居士刻本。）。在近代，乡约宣讲更趋于形式，时人指出：“盖上无教化，则下多凉德，其士大夫鲜廉耻而日习于淫侈，其民蔑伦纪而日趋于邪僻，见异思迁，有必然者。制书朔望宣讲圣谕，久已视为具文，今无圜听之人矣。”（注：《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十《礼政十》，第1367页。）
    其二，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变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样，它也渗透入乡村教化体系之中并对其内容产生着影响，乡村教化的内容在近代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新的内容，其变化要之有三：
    首先，儒家学说主体地位的动摇。儒家学说曾是乡村教化奉行的理论标准，四书五经也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在近代，其旧有的内容已经与时代所不符。有人对私塾中的教学作了讽刺性的描述：“摆来桌椅纵横乱，七八儿童上学堂。一块红毡铺地上，拜完老孔拜天王。先生头脑是冬烘，架子居然像不同。坐在一张高椅里，戒方一响逞威风。吓得儿童魂也消，宛如老鼠见狸猫。抬头怕看先生面，天地君亲着力号。温完《大学》读《中庸》，功课偏无半刻松。还有一椿可怕事，背书弗出跪灯笼。只许自家随意乐，学生嘻笑便含嗔。身边常带潮烟管，掮起来时乱打人。”（注：《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第1631页。 ）在变化的时代面前，旧式教学内容早已不合时代节拍，专心旧学之人日渐稀少，“士风之坏未有甚于此时者，诚心读书以求根底者固不多见，即专攻时文以习举业者亦寥寥无几”（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与旧学钻研日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学传入以后在此时颇得到人们的青睐。“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