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旧式观念的否定。义利观是传统社会的基本观念之一，“义利二字乃儒者第一义”（注：曾玮：《正学篇》卷4。）。 在儒家思想的教导下人们普遍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相应地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历来被轻视。在近世社会，传统的义利观发生变化，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人们不再耻于言利，而是明确提出：“天下之攘攘而往者何为？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利之时义大矣！……吾茫茫四顾，见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亦遂为千古未有之利窟。”（注：《利害辨》， 《申报》1890年7月23日。）义利观之改变一直延伸到乡村社会，“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为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注：《退想斋日记》，第17页。）。传统教化中所宣扬的义利观再也束缚不住人们的思想，读书仕进的唯一出路在近代被打破。
    再次，科学观念的诞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宗教迷信观念曾长期占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君权神授、五德终始说曾成为历代王朝存在的依据。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带给近代中国人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从前居于人们头脑中的神灵原来是一个虚幻的产物，自然界的一切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无超自然的神灵在控制。雷神是中国人信仰的神祗之一，它是代表天来惩罚人间坏人的，“中国之言雷者曰，雷有神以司之……斯人有隐恶而悻逃于法网之外者，雷则殛之，故中国之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无不有一雷之神存于意中，即平时悖逆愍不畏法之流，一阅隆隆之声莫不变色相戒，若有惧惮”。西方文化传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雷只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并了解它的形成过程，“雷者曰雷，乃天空之电气耳，天空之处本有电气，其气之为用极广，得而收之用以镀金银燃炮火通文报代灯烛，皆可以人力制之，而是气最忌五金之物，一遇铁器便顺流而下，观于电气所行，贮之电引以铁物，不必贴近瓶边，即相离四射，而瓶中火光激射而出，故西人言大船桅杆与夫屋中不可用铁柱，恐近天空，电气即乘之而下以致轰击也”（注：《论雷》， 《申报》1880年7月27日。）。西方文明传入以后，科技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存在的神秘现象，在科学面前，迷信的面纱被一层层地揭开，事物回复到它本来的面目。科学的观念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精神境界得到提升。随着新的教化内容的渗透和社会生活的需求，一些新的教化的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打破了清王朝传统的教化体系。这些新式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新式学堂、新式传播媒介、教堂及教会学校。
    1862年同文馆之设是新式学堂发展之嚆矢。但洋务学堂虽然开风气之先，却并未深入到乡村社会，真正在乡村社会建立起学堂是从清末新政之时开始的。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只好在1901年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其中的教育改革方案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注：《德宗实录》卷四八六，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419-420页。）新式学堂由是开始在基层社会设立。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科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注：《清史稿》第十二册，卷一百七，第3135页。）沿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基层社会的新式学堂从此大量兴起。乡村新式学堂成立后，其教学内容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一改过去儒学独占的地位。在《钦定学堂章程》中，政府为寻常小学堂设立的课程门目表为：“修身（取《曲礼》、朱子《小学》诸书之平近切实者教之）；读经（《诗经》）；作文（教以口语四五句使联属之）；习字（今体楷书）；史学（上古三代之大略）；舆地（地球大势）；算学（加减乘除）；体操（柔体操）。”（注：《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 第164页。）由此，新学日渐融入基层教育体系之中，成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基础的“社会化”内容。
    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对于晚清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的变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倍增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率”（注：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页。）。在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书籍，但由于成本的昂贵、发行环节的不畅，书籍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受众人数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魏源撰《海国图志》，介绍西方各国的基本情况，该书刊行后在社会上广为传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然而据估计，其受众人数仅仅为一万人左右，占当时有阅读能力者的七千分之一（注：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5页。）。晚清时期， 最有效的传播媒体是新式报纸。西方殖民者虽然率先在中国创办了一批新式报纸，但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十分有限。之后，中国人亦仿而效之，创办国人自己经营的报纸，并逐步从士大夫阶层向平民百姓阶层渗透，形成了受众极广的宣教系统。《申报》在其发刊告白中即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注：《本馆告白》，《申报》 1872年4月30日。）新式报纸所用言语一般力求通俗，以获取众多的读者理解，报纸一般皆“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注：《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正因为报纸之时效性强且通俗易懂、价格便宜， 所以易于传播，阅读之人也比以前大量扩充。以《时务报》为例，1896年7月1日，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由梁启超任总主笔，到1898年6月， 该报停刊。在二年时间内“《时务报》馆实际印成784,500册， 再加上第1-30册的缩报300,000册，合计1,084,500 册……实际售出的《时务报》当在一百万册左右”（注：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89页。）。而“《时务报》的直接读者约二十万人”，“《时务报》受众的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当是可能的”（注：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第180-181页。）。后来，梁启超曾回顾道：“甲午受挫，《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清议报》第100册。 ）报纸提供给民众的是一个全新的画面，“自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注：《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内地的传教权，从此，传教士们深入内地到处传教。传教士带给乡民的是一种全新的基督教文化，它宣扬上帝是唯一真神。为了吸引人们入教，教堂常常对人们施以救济，用物质手段引诱人民入教。通过多种途径，基督教在华势力得到空前发展，到1885年，仅在华天主教徒就达56万之众。（注：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 传教士们还在中国大量地建立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学校多附属于教堂，是一些初等学校，为了招徕学生入学，学校一般免收学费，有的还供给膳费和伙食费，招生对象多是贫苦子弟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些都带有义学的性质。洋务运动兴起后，教会学校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到光绪元年（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约2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到义和团运动前， 教会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达4万人”（注：刘秀生、 杨雨青：《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 页。）。到20世纪初，教会学校基本形成自己的体系，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至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在早期教会学校中，由于主要是希望为教会培养传教士，故而教学内容主要以宗教为主，“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它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注：转引自林济：《文化冲突、 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 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随着教会学校的扩大及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 教会学校希望培养出高级人才代自己在中国行使权力，190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书提出：“我们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作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注：转引自《清代教育史》，第197 页。）教会教育家狄考文也认为：教会学校“不仅要培养传教人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等（注：转引自林济：《文化冲突、革命与近代宗族社会》，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 期。）。深入到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传教士，是以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思想文化顽强地影响着乡村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