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主妇御婢策略的实践艺术
    笼统地看，明代女性碑传文中保留的主妇“御婢”策略主要包含软、硬及软硬兼施三个方面。这些主妇御婢的策略充满着实践艺术，它一方面有主妇对恩威分寸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有主妇个人人格魅力的运用。
    1.宽而有则
    明代主妇对婢女的恩抚或者恩养，主要是指善待婢女，体恤婢女生活，对婢女不苛责，其具体实践原则就是要有宽容的涵养。所谓宽容，就是主妇对婢女的过失需有容忍之度量。明人韩邦奇在描写赵淑人御婢时就提及：“待婢仆以宽，虽大失误未尝恶声叱骂”(30)。顾潜的母亲也是“虽婢仆有触忤弗顺亦恬然视之，无怒也”(31)。
    当然，主妇对婢女宽容并不意味着对婢女只是一味地纵容，这其中也有原则和方法。明人的说法是“御婢仆惠而有则”(32)或“御侍婢宽而有法”(33)。其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在慈爱之中融入教诲，使婢女更容易接受。如乡贡进士徐昌的妻子郭氏，“遇婢仆诲而慈”(34)。另一方面，将慈爱、恩惠作为一种对婢女的奖赏，从而形成一种内部激励效应。如袁舜问的母亲白孺人，“奴婢之勤者爱之，惰者教之，终不忍以鞭朴加之”(35)。此外，还根据婢女的不同情况区别施以宽容，尤其对父母的侍婢要格外优厚。如汪氏“御臧获有恩，其年往者多厚给之，曰：‘是先世陈人也。’一婢以经世程宜人，故廿七年不加扑扶。性至孝，语及先父母，辄泪簌簌下”(36)。尹孺人对待“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尝不接以温词，即仆婢有不善，未尝当太夫人前有谇语，曰：‘有姑在，吾不敢专也。’”(37)
    通常情况下，心慈则行善，主妇只有拥有一个仁慈之心，才能够宽容善待婢女。如《寓林集》中的沈孺人，“性慈好施，予亡论敦睦姻族，恩诸婢仆”(38)。这里慈与恩并列、互容，说明主妇品行仁慈是宽婢的前提。以此为尚，明代主妇也多以仁慈抚婢为标榜。像许孺人赵氏“御婢仆尤以慈，小过不遽加挞楚”(39)；松江府宋论之妻钱孺人，“性仁慈，抚群妾御婢尽爱。虽有过，未尝施槚楚，对之示不悦而已”(40)；归有光的姑姑“婢仆之御未尝有疾言厉色，知夫人之仁也”(41)。除此尚需注意的是，明代主妇对婢女能够保持宽容，也需要心态上的把握。即主妇的宽容与仁慈中也包含有自身处于高高在上心态下对婢女的怜悯之意。国士王文禄的母亲孺人陆氏对其儿媳御婢方法由“严酷”转变为“宽摄”的指点就颇为典型，“尝以愆尤，笞婢。孺人佯忿助妇数斥，潜则呼婢诫曰：‘新妇欲汝善，尔汝毋衔憾。’又私谕妇曰：‘蠢婢安能事事当怀。即笞毋夜施，毋谴记。盖宵昏狡者便逸，愚者易死。’由是婢改服，而妇以宽摄矣”(42)。孺人陆氏劝诫儿媳所言“蠢婢安能事事当怀”虽然也清楚表明主妇应具备的宽容之心，但其话语本身却带有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意在身份高贵的主妇不应与出身卑微的婢女斤斤计较，更不应当与其有所争端。
    2.严而有法
    明代持御婢以严策略的主妇也并非一味地严苛，其具体实践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方法。首先，严而有度。严不是简单的责罚，毕竟责罚的最终目的是使婢女安心劳作。所以为达此目的，主妇对婢女的严要讲究度。如胡孺人“待仆婢下人严而不伤”(43)；乔夫人“处奴婢严而不刻”(44)。主妇不能随意地对婢女横加责罚，如曾孺人“下抚臧获婢儿，亦不轻加呵谯”(45)：康氏“至仆婢小过，则又勿问，曰：‘愚劣当自迁也。’”(46)其次，严而有教。女主人对婢女虽严格要求，但更注意日常教诲的恰当运用。欧阳氏“驭侍婢随事训教，未尝稍厉声色，闺门之内肃如也”(47)；引礼舍人方溪的妻子曹氏，“训子女严而有恩，婢仆小过，谕之使改”(48)；蒋克敬的妻子徐孺人，“御媵婢以惠，有过温言戒谕”(49)。再者，严而有分。即对婢女的严格要有所区分，在婢女的做事与行为上可以严格要求，但对婢女的衣食生活不能严苛。例如，缪太夫人“御奴婢一切严以约束，而又时其饥饱劳佚”(50)。“先太夫人待婢仆颇严肃，至衣食之则甚饶。”(51)在这种御婢策略中，主家对婢女劳作的高标准要求，是以能够充分保证婢女日常生活温饱无虞为后盾的。同时，女主人也积极安排婢女的婚嫁问题。如阮氏的“婢仆年逾二十五三十者，即为之嫁娶，使自成立”(52)。亢思谦的母亲毫无怨言地为媵婢置办嫁妆，“媵婢有所适者，或以不足言，即簪珥衣物无所吝”(53)。主妇于生活细节方面的种种关心，成为御婢以严的必要前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容，一种在严格御婢下的宽容。当然，与前述对婢女宽容心态相似，这种严而有分下的宽容也有主妇凌驾其上的心态存在。在这方面，王安人魏氏的话颇具代表性：“至仆婢之际，虽甚严毅而怜恤之际独厚。予向因家事怒诸婢将责矣。安人因和色默谏曰：‘彼惟愚，方为君役。彼能一如君意，且将役君矣。君安能役彼邪？’此意甚到可以语诸有位者，毋以过望责人。”(54)
    3.身先为范
    主妇在对婢女施恩用威的过程中，还经常通过自身的勤勉来影响、带动婢女。从碑传文所反映的内容上看，主妇经常直接参与家内劳作。当然这种劳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示范，以令婢女的劳作有章可循。如宋孺人“中馈之劳必身先之”(55)；李开先之母王氏“凡酒浆葅醴薪蒸之事。补纫澣濯盖藏之细，率身先诸婢，而常程其勤”(56)；金氏“既贵，犹纺绩不休，群婢作息皆有程期。醯壶酱瓿必得其任，米盐出入无敢屑越者”(57)。可见，主妇示范多围绕着“勤勉、节约”的宗旨来引导婢女。
    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侍奉翁姑是件大事。尽管翁姑身边都有婢女甚至专职婢女照顾，但一些主妇还会选择亲自为翁姑缝制衣裳，特别是亲自侍奉翁姑饮食。如王氏“事姑孝，凡饮馔裳衣必躬治之，弗委诸侍婢”(58)；胡氏“事舅姑孝敬，每饮膳必手自烹饪，不假手婢仆，而亦未尝或为他务所移”(59)。主妇在这方面亲力亲为，不仅仅是对婢女以身作则，彰显自己的孝敬，还因为侍奉翁姑关系重大，唯恐婢女有所闪失。如夏成章的妻子邹氏就因亲身侍奉翁姑而受到人们的称赞。邹氏对“婢仆未尝闻呵叱声……姑尝得疾，汤药必躬进，或以命诸子，不使童婢，人问其故，曰：‘童婢固当报劳，然疾病非所谙，脱有失为患非轻。’闻者叹服。”(60)“为患非轻”反映出主妇对侍奉翁姑之事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