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有明一代主妇“御婢”策略及其实践，虽然有役使奴婢的历史文化基础，但更为突出的特征是与传统儒家经典伦理道德规范相印合。这一现象在本质上是明代精英阶层在社会思想文化危机下努力的成果，更是其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应用于主婢关系的产物。
    由于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影响，明代社会大致呈现出新旧更替、良贱等级秩序不断被冲击的混沌状态。其中，社会各阶层的蓄婢行为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大量的良人女性因经济困境被推入婢女阶层，导致婢女所具有的贱民属性的弱化；另一方面是依托财富增长而成为蓄婢主人的群体，特别是商人阶层数量激增，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本蓄婢主人所具有的“高贵”属性。双重力量的叠加，令原本就存在的主婢矛盾更加尖锐化。如何捋顺主婢关系，寻求到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成为迫切问题。虽然儒家经典强调伦理规范，对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空间领域等都做出了种种规范。在主婢关系方面，也明确提倡“以德服人”，讲求仁心的化外方法，并对蓄婢主人虐婢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它所表达的仅限于一种态度，并没有进一步明晰阐述如何管理家内婢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按照儒家两性行为规范的要求，“男外女内”的隔断令主妇“御婢”重要性得到了凸显。主妇毕竟是管理婢女的基层实际操作者，其效果的好坏关系着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这一背景下，主妇的“御婢”策略及其实践艺术被充分重视。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开始不断地记述主妇“御婢”策略的种类与效果，以及主妇于此过程中展现的高尚品行，甚至将明代这种文化现象烘托为一种更具集体性特征的社会行为。如果考虑到宋儒和明代文化精英们对女性规范的持续性收缩，以及明代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空间的实际拓展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那么，明代主妇“御婢”策略及其实践的丰富则表明了儒家的伦理建设运动在当时的积极努力。
    另外，明代儒学两性规范约束力的日趋薄弱，家内女性的活动空间的拓展，诸如女性各种经济行为、社会性的交往聚会等，都令儒学精英心目中“静谧”的闺闱世界变得热闹，进而造成儒家传统的内外两性规范秩序与现实女性文化情态之间巨大的差距。为了弥合此差距，明代文化精英们将关注点落到那些能够完美实践儒家伦理规范的家内主妇身上。通过挖掘这些主妇所具有的能量，凸显家内主妇在家庭内部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妇道、孝道的完美实践，倾力打造女性正统典范形象，从而强化明代正统女性文化的地位。如果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变动的角度来说，家内主妇于“御婢”策略中体现出的宽以待婢、恩抚为主的倾向，一方面反映出明代主妇内在的女性文化修养的内敛与提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婢女群体在受到极大压迫的社会总环境下其地位的逆向提高，尤其是“婢亦人女”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对婢女人之属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都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②⑤程敏政：《篁墩集》卷45“华守正妻吕孺人墓碣铭”、卷45“太孺人黄氏墓志铭”、卷42“孺人吕氏墓志铭”，明正德二年刻本。
    ③储巏：《柴墟文集》卷9“左孺人魏氏墓志铭”，明嘉靖四年刻本。
    ④吕坤：《闺范图说》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⑥(35)(44)(56)李开先：《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5、473、390、465页。
    ⑦欧大任：《欧虞部集十五种·文集》卷11“敕封太孺人卜氏行状”，清刻本。
    ⑧陶望龄：《陶文简公集》卷9“周母黄太安人墓志铭”，明天启七年陶履中刻本。
    ⑨(59)(74)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卷18“明故淑人胡氏墓志铭”、卷18“明故淑人胡氏墓志铭”、卷16“封孺人吴氏墓志铭”，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⑩王直：《抑菴文集》卷10“先妣欧阳氏太夫人改葬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1)曹于汴：《仰节堂集》卷5“明高密侯明轩宁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2)彭韶：《彭惠安集》卷4“明封太淑人黄母林氏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