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怡老结社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承
    地域文化实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在基层社会，地方官员就是“国家统治机器”，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构建重任，即便是致仕官员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主要权力机构达于县级而止(个别镇、关、隘、津等地的专职机构姑且不论)，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塑造来实现，这种塑造是由里甲宗族的乡绅、儒士和耆老等人士来完成。对德高望重的乡村耆老的价值，古人有很高的期许：“贤人君子，国家之元气也。观于在野，在国可知也。观于老而致事，则强仕服官可知也。故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乡之有老成人，如树之有硕果，如松之有茯苓。树之蕃而松之茂，必征于此。”[16]卷六六1535
    作为归乡士宦，他们的游宴唱和及其为老受尊的地位，客观上起到影响一方士风民俗的作用，主观上也有为乡人作表率，以期达到教民化众的目的，夏邑“十老”与时任官员共同创造的“十景”文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十景”文化现象在当时其他地区也较为普遍⑨，它被认为是地域景观文化的重要表现，地方士绅和时任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夏邑“十老”生活大致同时代“连中三元”的大学士王鏊记载其家乡“宜乡之仕而归者十二人”的“率真会”时，既记述了他们的游会盛况，同时又明确指出他们聚会的目的：“今夫一乡之中登仕版者几人？仕而保终吉以归者几人？归而康寿且同志合义者又几人？故曰难。诸君生同乡，仕同朝，归同乐又同志者也，于古人之所难得者其咸得之矣！况夫尊让洁敬而接乡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好而已。”⑩即游宴只是其形式或目的之一，向家乡百姓传达诗书礼乐、君子之风，教化乡民，构建地方和谐祥和生活，同样是其目的和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像夏邑“十老会”这样的怡老结社，其类型、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多需要建立在较为优越的经济条件和较高的政治地位之上，同时还需要参与者有良好的心态和共同的兴趣。只有这样，知识群体才有可能以怡然自得的方式传承国家意识形态。否则，失却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整日皆为稻梁谋的文人怎能组织起有影响力的社团活动，发挥他们在公众中的社会影响呢？明朝末年，怡老结社现象大为减少即为明证。明清易代，文人忙于投靠新主，为名利计，是不可能以闲情怡致的方式构建地域文化的。
    ①参见乾隆《归德府志》(河南旧志整理丛书)卷二四《人物三》记“闵贤”，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页；正德《颍州志》(《天一阁馆藏明代方志选刊》)卷四《科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影印版；乾隆《颍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卷七《选举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道光《阜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卷九《选举志》，第129页。有颍州人闪名(铭)任河南夏邑县教谕，从任期及途径看，当与闪贤为同一人。
    ②何宗美在《明代怡老诗社综论》中认为，明代的“怡老诗社”至少39例，而郭绍虞先生在《明代的文人集团》列有28家，均无夏邑“十老会”的记载，参见《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4～75页；关于明代文人结社，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夏邑，又称栗城，古虞国，禹贡属豫州地，为华夏祖居地，孔子祖籍，参见嘉靖《夏邑县志》卷一《建置·沿革》，另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编：《河南夏邑县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收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主要依据嘉靖《夏邑县志》卷六《选举》《封赠》《十老会》；卷七《人物志》以及《明太祖实录》等。
    ⑤参见王天奖、程有为、任崇岳等主编：《河南通史》第三卷(彭勇撰稿)，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⑥“十老会”还编写有聚会专用的诗文集《栗城十老会诗》，由金酝做序，惜已不传。参见乾隆《归德府志》卷三○《艺文略·名家著作》，第828页。
    ⑦隋堤在县南三十里，西连汴道，东接大丘，为隋炀帝所筑。参见嘉靖《夏邑县志》卷一《建置·形胜》。
    ⑧参见乾隆《归德府志》卷二八《祀典略上》，第808页。
    ⑨吴水田、游细赋等学者认为，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人文经济环境、文人墨客的情趣追求、士人的乡土意识和人们对传统人居环境的追求或向往，是历史时期促生“地域文化景观”，如“十景”“八景”等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参见《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以赣南八景为例》，刊《热带地理》2009年第3期。
    ⑩参见王鏊：《震泽集》卷一六《东邱会老记》。此文以“东邱娱晚记”碑刻收藏于今宜兴周王庙文物保管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