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叶以来，晚明社会生活风习中的“奢靡”问题就已进入史学界的视野，逐步获得了充分的讨论。①多数研究都力图在“奢靡”世风的现象描述和史料发掘基础上，提纲挈领，发现和把握中国历史的基本动向，那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问题。②当然，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晚明社会生活的消费结构、消费效果，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奢靡”只是商品经济虚假繁荣的表象，不足以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反而桎梏了经济的自由发展。③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碰撞表明，关于这一问题尚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相关讨论中，有学者曾将晚明“奢靡”风习与“崇奢”观念概括为“商品拜物教”现象。④我们知道，“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人之“异化”的概括，其实质在于以商品形式出现的“物”，遮蔽了社会交换中个人之间的实际关系，使人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一些‘物’”，并使“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和心灵发挥作用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⑤在这一观念启示下回顾晚明史，我们会发现，“商品拜物教”的兴起与晚明的日常生活形态变化、社会生活风气转变，以及生活观念、社会思潮乃至社会结构蜕变之间，体现出了某种历史的同步性和连续性。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考察晚明社会生活形态、秩序及其内在组织力量、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而呈现出日常生活转型与社会裂变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对已有的讨论有所补充。
    一 “物”的崛起：晚明社会的“商品拜物教”
    在考察晚明社会生活的“奢靡”风气时，人们通常会引用嘉靖间松江人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中的一则《禁奢辨》。⑥在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中，作者一反“黜奢崇俭”的正统观念，大胆为“奢靡”辩护。⑦这在中国历史上虽非绝无仅有，却也是空谷足音。⑧就本文论题而言，该文对江南地区“奢靡”习气的描述，为我们窥见“商品拜物教”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提供了线索：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纹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富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工易事，羡补不足”者也。
    这段记载展现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种以“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渠道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生产者、服务人员和消费者分别构成了这一关系的两端。如果陆楫的说法属实，即后者是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强取豪夺来获取商品或服务，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设，此时的“物”已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逸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性质。⑨也就是说，在日益蓬勃的占有、消费和享受物的欲望助推下，“物”的地位日益凸显，开始扮演新社会关系的维系者这一重要角色。同时代的张瀚也注意到这一历史动向。他说，明代前期京师的工匠大都是隶籍于匠户、以工抵罪的人，各地工匠很少外出谋生。明中叶以后，政府工程数量锐减，对于匠户的管理也“渐加疏放”，然而京师工匠总量并未锐减，反而云集辐辏，以至“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若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没有了行政强制和财政保障，四方工匠为何不远万里涌入京师？张瀚说：
    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珰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自古帝王都会，易于奢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袭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毕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⑩上层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习气造就繁华的城市景观，这似乎是历史的通例，不足为奇。本文之所以将“物”的崛起作为晚明时代之特征，就在于这一时期，“奢靡”之风不仅弥漫于京城或江南的少数商业重镇，而且扩散到大江南北，几乎席卷了士农工商各阶层，所谓“俗尚日奢”、“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相高”，已经成为时人对世风的一致认识。张瀚的描述暗示出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那就是原本由行政力量和户籍类目制度掌控的百工细民，逐渐变成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劳动力。(11)这些人与消费者的关系，是以“物”的交换建立起来的。并且，人们对感官体验、物质享受的追逐愈没有节制，这种关系就愈加紧密和牢固。时人已经注意到此，部分开明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其在民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如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对此他自然不以为然，但也表露出一定的“了解之同情”：“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12)同样的见解还见于谢肇淛的《五杂组》等。(13)就此而言，“商品拜物教”的核心特征，即“物”在商品经济和新的社会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