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画一之法”，不仅体现在服饰上，而是包括饮食、器用、房舍、乘舆、节庆礼俗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据《明实录》载，明太祖认为元朝失政源于“风俗相承，流于僭侈……贵贱无等，僭礼败度”，(21)因此，他在位期间，就士农工商各阶层日常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颁布了明确规定，以期重建“礼乐”制度、维护统治秩序。嗣后，永乐帝等也有类似的举措。这些繁琐、苛刻、蔓延遍布日常生活每个细节的规定，在《明史》的“礼志”、“乐志”、“舆服志”等文献中均有呈现。严刑峻法，加之以历经长期战乱，经济社会尚待复苏，张瀚所描绘的明初四民“人遵画一之法”、各安其分的日常生活图景，就不难理解了。从明初至中期成化、弘治年间的社会生活风气，一直是简朴醇厚、恪守礼法的。“家徒四壁”、“环堵萧然”、“身无长物”等构成了时人描述其日常生活状态最常用的关键词。(22)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的生活观念中，也极少表达超出“温饱”的物质诉求。(23)
    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农业的复苏、工商业的日渐繁荣，以及政治生态的缓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有关生活理想的表述中，“物”的地位逐步凸显出来。人们不再满足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而是期待着在日常生活中充分体验和享受物质欲望、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快乐，追求一种“逍遥余岁，以终天年……受用清福”的世俗生活目标。(24)与此相应的是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传统“造物”工艺的提升，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如据王锜《寓圃杂记》载，晚明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閤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25)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所谓“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一幅盛大的物质文化景观--在这种内在生活观念蜕变和外在物质供给日渐充裕、精致的综合语境下，晚明人的日常生活中对“物”的重视和利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有学者注意到，晚明时期，人们不仅关注物质生活的充裕，而且倾心于玩物、赏物，借“物”来构筑养护生命、颐养性情的生活空间。(26)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凸显出来，并逐渐渗透到情感、审美和精神领域，最终催生了一种前面所论及的以“奢靡”为症候的崭新的日常生活形态。
    一般而言，所谓“奢侈”，是指日常生活中“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其表现有二：一是从生活物品的数量上而言，表现为“挥霍”；二是从其质量上而言，体现为“精致”。(27)这两种奢侈化生活倾向，在晚明的“奢靡”风习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呈现。生活于嘉靖、万历年间的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不吝笔墨，以整整一卷文字记载了嘉隆以后松江等地世风日趋奢靡浮华的生活景象，如服饰方面：
    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嘉靖时，民间皆用镇江毡袜，近年皆用绒袜，袜皆尚白。而贫不能办者，则用旱羊绒袜，且与绒袜乱真，亦前所称薄华丽之意。
    又如家居器用方面：
    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28)
    范濂所记的还有出行乘轿辇、游乐坐画舫，乃至笙歌戏曲、卖婆帮闲等现象，也都是旧时罕见而近日波靡成风的。这些生活景观和社会现象，基本上不外乎“挥霍”与“精致”两端：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鞋袜、服饰、家具等用料日趋名贵，制作工艺也崇尚精致华美；另一方面，非必要的消费，如书房禅室、乘舆画舫、歌吹舞伎等，呈现出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这两种表现，在“人遵画一之法”的明初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常见的，因此，在正统知识分子眼中，晚明世风人情已经“僭滥之极”。(29)所谓“僭”，是指“奢靡”风习所引发的社会规范、伦理秩序危机，这一点前文中已有论述，并且后文将详论其内在机制。这里先看所谓“滥”，也就是日常生活形态本身的变化。
    如果暂时搁置“奢侈”一语暗含的道德判断，我们大概能推测：当“奢侈”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景观时，它可能意味着该社会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奢侈是历史的、相对的，尽管有“超出必要的开支”这一界定，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域或阶层的人而言，“必要”的开支却是不稳定的。范濂曾感叹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30)他没有言及，鲜衣美馔、肥马轻车之流行，实则奠基于时代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此，王家范先生的抽样调查证明，明中叶以后，士民阶层的最低生活标准有了显著提高，(31)前引范濂所举的下层民众穿“暑袜”、用细木家具、布置书房禅室等均是明证。嘉靖名臣张罗峰(璁)曾说：
    做举人时有病，要寻两个红枣合药，自普门寻至应家桥，俱无有。今乃人人侈用，一变至此，诚不可不反正还淳。(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