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侈用”已是不争的生活事实。范濂、张璁等人或许并非看不到这意味着民生的改善，引起他们忧虑的，是在一种物质供给空前丰富充裕的生活形态前，传统“安贫乐道”、以“心”御“物”的生活观念已丧失了约束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背弃了“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的用物原则，(33)而是追求“适用美观均收其利”，(34)这就导致了人们把更多的心思、机巧消耗在如何营构赏心悦目的日常生活情境上。换言之，人们不再满足于那种超越感官欲望和物质享受、与现实利害隔绝的间接的古典式情感、审美和精神体验了，而是借助于“物”来装点和营造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日常生活情境，通过日常的、感官的物质体验来满足情感、审美和精神诉求。这无疑表明了人的审美和精神生活对于物质性体验之依赖的强化，亦即前引马克思所言的由追求直接的、片面的感官享受所导致的人的“异化”。晚明冯梦祯在《真实斋常课记》说自己平日除“教子弄孙，对老妇宴，语娱小姬，有客对客”等家常事外，几乎把所有的空闲都消耗在玩物、赏物上：
    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35)
    名满天下的陈眉公(继儒)也积极宣扬，生活的真义在于“一人独享之乐”：
    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36)
    斯风日炽，就连下层贫士平日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37)甚至有人把“长物”标榜成“才、情、韵、趣”的象征，(38)为搜罗、积蓄“长物”而“呕心出血”、“典衣破产”。(39)在他们看来，“长物”已变成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这表明基于日常生活的水平的提高，物质性不仅凸显于人们的生存需求层面，而且蔓延到情感、审美活动的领地，在精神生活中开疆拓土，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一种以物质性凸显为表征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逐渐趋近、融合的新生活形态崭露头角。当这种生活形态风靡开来时，它对于当时社会的既定秩序而言，就会形成显在的威胁了。
    三“时尚”：穿行于日常生活与社会间的“物妖”
    前文已粗略论及“物”在晚明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之蜕变、解体中所起到的中介和催化作用。这里想深入分析的是，“物”的这种中介或催化作用是如何产生的？晚明日常生活形态转型与社会裂变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关联？
    马克思在谈论“商品拜物教”时曾说，商品经济中“物”之表面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非其自然属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赋予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竞逐、崇拜“物”，从而使其蒙上了一层“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魔法妖术”。(40)饶有趣味的是，在晚明知识分子对“奢靡”世风的议论中，有关“物”的批评也流露出浓郁的神秘气息和怪诞意味。如何良俊看到，时人大多沉迷于物欲诱惑“溺而不能返”，他愤然感慨地说：“自中人以上有不能免者，其能奋然自拔者几人哉？”(41)许多人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看来不啻为耸人听闻的说法，来概括这种“物”的“惑溺”--“妖”。如王士性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进退上下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42)
    这段描述印证了前引范濂的说法，即苏州(吴门)乃是时下流行的精致、清雅的生活方式的发源地。前文提到，王锜曾说晚明苏州“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所谓“多”，是就生产规模而言；“巧”则指生产技术、工艺的提升。张瀚曾说，由于从业人口增加，百工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不得不争相“炫奇而贾智”，通过提高服饰、器用的形式美感来吸引更多主顾“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所制器物自然“巧几于淫”。(43)王士性所说的“物妖”，就是指这种奇技淫巧。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概括出“物妖”的两个核心特征：一是精巧雅致，二是风行海内。就此而言，它们并不具备不可知的特质--众所周知，在传统观念中，妖与鬼、神等都是超自然的神秘现象或事物。大致而言，天地为神祇；人死为鬼；妖则指由物而生的邪魅精怪，所以通常说成“物妖”、“妖物”或“物怪”。(44)晚明时期，有关“物妖”的记载并不罕见，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说法，如“服妖”、“墨妖”、“扇妖”等。(45)这些耳目之内的日用平常之物，何以被冠以妖异、神秘的称谓？
    解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引入一个相关概念：“时尚”。一般认为，“时尚”(fashion)是指起源于中世纪晚期欧洲宫廷和上层贵族间的流行生活风气和现象。而据笔者考察，在汉语传统中，至迟在唐宋时期，“时尚”就常用以指称社会流行风气和好尚，到了晚明时代，“时尚”一语所概括的世风人情则具体到服饰、器用、休闲娱乐等流行生活趣味、方式上来。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用“时尚”指称日用器物的流行样式；(4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用它描述休闲娱乐方式和服饰风格；(47)文震亨《长物志》用它描述玩物、赏物的生活趣味以及流行的器物形制；(48)而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时尚”则被用来全面概括时兴的生活方式、趣味和好尚。由此可见，晚明时期已经出现了生活“时尚”的自觉。王士性所抨击的“物妖”，以及其他人眼中的“服妖”、“墨妖”、“扇妖”等，皆是时尚中的流行之物，具体而言，有苏扇、苏绣、苏铸、苏笺、吴帻、吴笔砚等；而由这种时尚之“物”所支撑起来的生活方式，则被时人称为“苏样”、“苏式”或“苏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