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法］布迪厄：《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范静哗校，《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63)《无声戏》中说苏州平民王小山“头戴一字纱巾，身穿酱色道袍，脚踏半旧红鞋，手拿一把高丽纸扇”(《李渔全集》第8卷，萧欣桥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三侠五义》中说侠盗白玉堂“乔装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样，头戴方巾，身穿花氅，足下登一双厚底大红朱履，手中轻摇泥金折扇”(陈世杰、任曼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情梦柝》中女扮男装的若索“头戴纯阳巾，身穿白缘领石青绸服，脚下京青布靴”，男子楚卿则“头戴飘摇巾，内穿荔枝色缎袄，外披白绫绣花鹤氅，脚下大红紬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据范濂记载，此类装扮是读书人中所流行的服饰风尚：“春元必穿大红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浅红道袍”(《云间据目抄》卷2，第110页)。
    (64)《松窗梦语》卷7，第139页；卷4，第76页。
    (65)《客座赘语》在描述人们的心理时说：“当其时，众以为妍，及变而向之所妍，未有见之不掩口者。”这表明“当时”与否已经成为身份的表征(卷9，第293页)。
    (66)顾起元说，“服舍违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为严备”，而晚明士民却置若罔闻，这无疑是“法久就弛”的表现。更令其忧心和无奈的是，士大夫中如果有人谈及法令、制度，大家通常的反应却是“不以为迂，则群起而姗之”(《客座赘语》卷9，第293页)。
    (6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4页。
    (68)《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81-382页。
    (69)布罗代尔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顶面具延续若干世纪保持不变”，他曾引用一幅18世纪中国官员的肖像画来证明中国服饰长期一成不变，殊不知该画虽作于清代，但肖像主人公的衣冠服饰显然系宋代文官形制，并非写实(《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68-369页)。笔者认为，虽然这显示出布罗代尔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入，但其对“时尚”与文明进程之关联的概括，仍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70)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408页。
    (71)《呻吟语》，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