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物”的崛起在扩大生产、带动就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它还是遭到了尖锐的批判。这就要考虑到“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特征,那就是欲望的释放。马克思曾说,“商品拜物教”非但不能把人从欲望、异化劳动和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自由的主体意识,反而会刺激人的感性欲望,使人为了追逐“无生命的东西”即直接、片面的享受而沦为“物”的奴仆,坠入欲望和异化劳动的深渊。所以他又把“商品拜物教”称作“感性欲望的宗教”。(14)晚明时期,针对“奢靡”世风的批判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放纵物欲所带来的人格异化的警觉,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批判观点的锋芒,主要还是指向其对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如吕坤曾说,往昔士民生活俭朴自足,“自饱暖以外无过求,自利用之外无异好,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人们崇礼尚义,安分守己,“偶行于途而知贵贱之等,创见于席而知隆杀之礼。农于桑麻之外无异闻,士于礼义之外无羡谈,公卿大夫于劝课训迪之外无簿书”。(15)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在“奢靡”习气的波及下,世人变得好逸恶劳、放纵欲望,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本心”,“百亩之家不亲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业……身衣绮縠,口厌刍豢,志溺骄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为”。更令其愤慨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和价值观念、伦理秩序均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人们“以农工为村鄙”、“以勤俭为羞辱”、“以教养为迂腐”,“子弟不知有父母,妇不知有舅姑,后进不知有先达,士民不知有官师……目空空而气勃勃,耻于分义而敢于凌驾”。似乎只有“耳目之玩”、“游戏之乐”能引起人的兴趣,成为世人趋之若鹜的人生目标,(16)这是“物”在既定社会关系、伦理秩序之解体过程中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而言,晚明社会生活的“奢靡”风气实则预示着一种“商品拜物教”景观的形成,作为商品形式而存在的“物”在晚明社会关系的渐变进程中发挥着除旧布新的中介和催化作用。晚明工商阶层为迎合市场需求而争相“呈能而献技”、“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的热情表明,一种奠基于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潜滋暗长。它以世人对感官享受和物质体验的高度热衷为契机,把欲望对象--“物”推向了时代前沿。 从前引陆楫、张瀚、王士性、谢肇淛、吕坤等人的言论来看,晚明知识分子已经隐然察觉到“物”之崛起的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和历史走向。他们对于这一趋势和走向的不同态度则表明,晚明思想界已经开始了分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观念图式。其中较为通达开明的人士对工商业在民生、就业方面积极作用的肯定,堪称此后所出现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观念的嚆矢;而那些激烈抨击世风人情的正统派知识分子,尽管并未提出兼具时代性和建设性的观念,但他们的言辞中所流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也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传统社会规范、秩序和伦理关系几近“大坏极弊,瓦解土崩”的危机。如吕坤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就保持了难能可贵的清醒。他没有像张瀚、王士性那样把“世风败坏”的罪责简单推到某些特定人物或阶层身上,(17)而是将其称为“势”之必然: 势之所在,天地圣人不能违也。势来时即摧之未必遽坏,势去时即挽之未必能回。 也就是说,尽管俗尚奢靡、世风颓丧,是与“道”相悖而行的,但“大段气数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违,天地亦顺之而已”。(18)“物”的崛起就是这样一种“道”之所不必然,然而“天地圣人不能违”的历史大“势”。 二 “奢靡”新生活:物质性的凸显与蔓延 将“物”的崛起概括为“商品拜物教”,是就其社会属性而言的。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物”则更多体现出其“物质性”的一面,也就是其作为生活资料、感官欲望和审美趣味的对象的形式。前文所引的史料也都表明,对晚明人而言,“物”的崛起首先是一个生活层面的问题。人们对于社会关系、伦理秩序之蜕变、解体的发现,大多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观察。因而,将“物”还原到晚明的日常生活形态及其变迁中,通过社会、日常生活两种视野的交叉与融合,或可更细致地抽绎出“物”的崛起所象征的历史动向。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肇极于明清;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水准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历史的空前高度。此前,由于整体经济、社会水平的限制,在传统日常生活形态中,“物”(物质)与“心”之间维持着一种极不对称的平衡,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一种物质上简单粗粝的生活方式,而把心性修养、精神体验放在突出的位置。人们对于物质性内容的要求,被限定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层面,并与相应的社会身份相勾连;人在感官和趣味方面对“物”的需求,也常借助于一种超越物质体验、现实利害的间接、审美的方式来实现。(19)直到明代前期,这种生活观念和日常生活形态,依然占据着主流。晚明时期,人们在批评“奢靡”世风时,经常把明代前期“简朴醇厚”的生活风气作为参照系。如前文提到的张瀚就说: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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