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科学”与“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丝毫说明。《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不同发展阶段过程中所代表的那种历史分析，对于决策及制度并不赋予很大的意义。相反，组织科学首先应用科学将自己的成果来为企业和政府服务，而历史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基础研究科学。
    “组织”一词的定义长期以来引起热烈的争论。一般地说，可以分为商业性组织（企业、服务公司、类似医院的公共机构等）和非商业性组织（政府、军队、教会，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协会、政党、工会）。单以经济组织而论，就可以看到10种不同的概念。我们在这里采用包括了各种非商业组织的一个最新的综合定义。这个定义将组织的特征概括为“允许一个群体通过集体学习的途径达到具有最低效果的总体目标的集体认知机构”。这同并非专门研究组织的一位社会学家阿兰·图兰内所下的较老的定义相去不远。图兰内写道：“并非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行动的集体系统即一个特殊的整体规定着它与作为历史主体的各种价值的关系”。①这个概念无疑过于一般化，甚至多少有点含糊；但它的优点在于是从组织的成员，而不是从组织的领导人或组织的整体本身的角度来看待组织。
    然而，如何理解“组织科学”的涵义呢？我们要列举这方面的三种理论原型。在美国的顾问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罗看来，组织属于某种集体学习的逻辑范围。它们旨在产生一些有效的知识。一切组织科学的任务都在于识别行动的有效性的信号，决定谁能“学会做得更好”，揭示有碍于更多地产生知识的障碍。这个概念具有某种特殊的后天性。有人说：“泰罗把组织视为可以对其有效性提出疑问和加以改善的一个技术系统……，从而为一长列后继者--计划化、操作研究、各种不同形式的自动化，简言之，为量的模式化开辟了道路。”②奥利维叶·法佛劳提出的综合定义即属于（虽然并不是明确地）这种以知识的生产为轴心的组织观。相反，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组织首先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网。应该由一门组织科学来说明各种关系的并存性的确立、它们的形式和延续的多样性、它们解体或演进的方式，而这种解体或演进在韦伯看来是由于对“它们所包含的个人眼里看来是合理的东西”产生疑问而引起的。③这个概念为大量的关于法规、契约、协议的研究，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博弈论所承接。最后，科芒特里-福桑保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亨利·法约尔首先把组织看作结构。这样，他把精确地区别组织对环境及其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依据保证结构内部的各种行为协调的方式选择相应的规范，当作自己的分析的任务。如同韦伯对科层制的思考一样，法约尔始终牢记着军队的模式。他所发展的概念促进了公式化、图示法和系统论的飞跃。
    如果说今天不存在单一的组织科学，而只有多种组织科学，那么，这既是因为组织思想的这些理论传统的不同性，又是因为社会科学本身的多样性。因此，想要吸收社会科学的精华的历史学家面对着的是多门学科组织社会学，组织心理学，组织民族学，组织经济学和各种管理科学。这里，我们没有把决策数学计算在列。这些学科中的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在英语国家、德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一位使用法语的加拿大研究者最近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些学科近20年来在英语国家中所产生的革新，“在法语刊物上没有很多的反响”。④更不必说对德国著述的反响！
    各种组织的运转：总体观点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关于组织的恒常因素与动态变化的崭新概况。一般地说，历史学家需要两者。
    恒常因素如果历史学家赞同泰罗和韦伯所说的一个组织既是知识和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那么他们势必首先要探讨两者实现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关于组织的研究具有将信息重新视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功绩。每一个人在某一时刻都拥有某种关于世界的信息储存，因此能够完成一定的任务。这种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它因人而异。组织科学特别是各种信息理论指出，一个组织的运转效率取决于对信息需要的研究，取决于“个人之间如何分配这种信息的收集、传播、处理以及在组织的错综复杂的网中流通的任务”。⑤
    同时，对组织的研究使历史学家能够适时防止盲目相信组织成员活动具有绝对合理性的自发倾向。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重新审查了韦伯奠定的假设。不仅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组织成员不具备相当的合理性来借助正式的或纯道义的契约的单一媒介进行最优合作，而且即使是在某个等级分明的（但能以可塑的方式调整环境状态）组织中，所作出的决策也不符合（除个别例外）完全合理的要求。因此，对组织的研究倾向于论证有限的合理性和不是不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出现。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