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见的手段以运筹学为基础的另一种关于组织碎化的解释，是由组织心理分析学派提出的，这个学派把民族学和医学诊断作为自己的基础。组织心理分析家们对管理手段给予组织发展的影响提出疑问，这种影响越大，就越是不可见。同时，管理手段又是一种强大的稳定力量。
    实际上，组织管理调动了种种物质的和思想的工具，以及各种机构和程序。人们往往想不到这些，因为管理特别是作为一种意志活动出现的，具有世界观的面貌，似乎在其中发号施令的只是明确的思想。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一旦时机合适，这些管理手段可能把复杂的东西过分简单化，引起行为和决策的自流化，使人放松警惕，造成“处于不断对抗中的局部逻辑”加强，在组织成员中间推行越来越不恰当的仲裁方式。这样，就导致了或是不能接受的或是引导组织进入非其预料的区域的选择和行为。
    历史学家在这里几乎重又看到了吕西安·费弗尔所说的“思想工具”。但他们记得对这个概念今天所产生的物化和骨化现象的批评。他们一方面接受组织心理分析家们的要求，承认“更多关心的应该是所用的程序和工具，而不是所标榜的意图或可见的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持保留态度，不接受那种认为上述评价方式可以“机械地”适用一切人的观点。他们关切地指出，这样的分析与上述“生态学派”的分析可能趋同。历史学家看到，这样的分析与丧失动机的机构理论有若干共同点。从语言学家索绪尔那里借用来的这个术语，意味着一个以往具有特定活动意义的组织变成了任意的东西：“一切机构无不服从于丧失动机和重建动机的不断作用过程，从而造成了解释的种种冲突”。⑦
    系统的惰性历史学家可以从米歇尔·克罗齐埃及其合作者的著作中吸取某些因素，它们集中研究了对组织成员强制调节的意义。“系统”只给“演员”在彼此关联的诸种角色的节目单中留有很小的选择余地。毫无疑问，在各种组织内部存在着某些不确定区域，使演员有可能在这些空白边缘作独立的表演。正是这些空白边缘把演员限制在组织内部，或容许他们同组织的其他成员交锋。但系统首先需从防止自身的惰性甚至静止的能力的角度来分析。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稳定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控制着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制的这种分析是十分富有启发性的。但它对于理解变革缺乏说服力，因为各种角色是作为自然的数据出现的，只是说明系统是怎样构成的，这还不够。当历史学家试图思考思想中的变革时，就不能仅限于重构已经提到的动态变化过程。他们必需考虑革新和革新者，而这又必然要求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组织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动态变化因素--战略。
    战略与结构的关系根据博弈论，战略可以界定为按照特定环境下有关人员行为的假设作出的各种决策（合作或者对抗）的总和。近年来的组织分析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三方面的便利：破除了社会科学中搞得如此混乱的战略概念的神秘面貌，阐明了战略概念与结构的复杂关系，提出了新的决策方法和社会变革方式。
    破除战略的神秘面貌组织科学运用两个交替的研究战略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从外部考察战略。研究者在事后作出论证，然后试图重构一系列这样认证的活动的意义，并把它们同一些外部变量联系起来。另一种方法是从内部考察战略。研究者分析决策制定的过程，重构这些过程展开中的合理性程度和各种相互作用。历史学家并不认为他们根据是否掌握内部文献而分别加以应用的这两种方法有任何差别。他们懂得，第一种方法有事后将战略加以合理化的危险，第二种方法的长处在于能显示除了所采取的战略之外有哪些可能性曾经得到探测，各种选择是依据什么原则和怎样评估的，在冲突的情况下对主体实施什么仲裁原则。
    但是，历史学家不得不立即承认，组织思想所取得的成就改变了传统的面貌。它们突破了推理性的战略概念，根据这样的概念，战略是由决策者制定，然后实施的。这样的概念没有经过经验实在的验证。加拿大研究管理问题的学者亨利·明茨伯格用三个不同的概念代替了它。存在着得到实现的具有明确意图的战略，明茨伯格称之为实现了意图的战略。但是，也存在着虽然具有明确意图，但由于不现实的期望、对环境的错误判断或路途中的变化而未能实现的战略，明茨伯格称之为未实现的战略。此外，起初并不构成任何理性陈述对象的战略，却变成了既成事实，往往事后才明确提出，明茨伯格将这样的战略称为生成的战略。这种科学探索可能对所有史学领域产生影响。它促使组织心理分析家对历史学家们提出责难，因为历史学家把战略当作在同它相适应的特殊决策制定之前就是有意识地和故意地加以发展的明确的东西。例如，亨利·明茨伯格不同意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所下的关于战略的著名定义：“确定一个企业的长期基本目标，采取行动政策和调拨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资源”。明茨伯格认为这个定义对于组织和研究者来说是不完全的。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