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组织的研究者还促使历史学家否弃从这个词的军事起源出发考虑战略，即单纯理解为对抗涵义的另一个传统思想。但历史学家发现，研究组织的专家同时对来源自中国古代和近代瑞典的军事战略思想保持着厚爱，不断地把它们应用于现代组织。不过，归根结底，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把军事战略看做对抗与合作的可能的混合物。
    从战略到结构一个组织为什么改变战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改变战略？关于这个问题，组织科学需借助历史学特别是美国经济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著作来解决。钱德勒提出的是一个明显的行为主义模式：各种组织都受惰性支配；它们只有在环境改变（包括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才改变战略；只有同时进行结构变革，改变战略才可能成功。
    在法国历史学家中间，钱德勒的著作只在企业史领域里真正得到反响，因为它确实能革新所有机构史学家的分析，把结构本身及其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分布纳入历史学的重要对象之列，并揭示了结构的能动性。相反，在组织科学领域里，它过去和今天始终引起很大轰动。在它刺激下产生的种种研究又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新的课题或新的工具。
    首先，它们表明，战略改变必然先于结构改变这一观点只有相对的意义。钱德勒今天用下述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结构对战略的影响就象战略对结构的影响一样重要。……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把结构、战略和不断改变的外部环境在一个现代工业企业中的复杂的相互联系当作研究的目标”。⑨
    组织心理分析家把钱德勒提出的问题看做通向组织成员之间协调方式改变的一个竞争选择过程，形成了研究如何作出同最大集体效益相应的决定的两种新理论。
    产权经济学“分析这种权利的外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使用和调拨资源，取决于产权的分配。因此，一个机构的成绩取决于各种权利的分配”。⑩
    由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森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理论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在组织成员（或组织）之间的交换中，把交易费用降到最低限度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人们正是根据这种费用来选择最可采用的机构形式；例如，经济领域里利用市场和商业合同，或者相反，利用某种等级组织或各种间接的解决办法。历史学家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通过费用来研究交换，在各种可以替换的解决办法中确立选择模式。这种理论也可以用于历史上的一系列情况。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然提出了两点异议。它的“基本公设--一切制度性的东西都可以归结为契约义务”是脆弱的。其次，不能从承认交易的重要意义走向一种极端的解释：把通过组织生产知识归结为构成组织生命的交易的唯一条件。这里又同革新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历史学家以经济学和革新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作为参照，很高兴能够认识知识生产的条件、战略决策，以及知识生产赖以为基础的交易，但他们确信知识活动有其自身的内容，不能归结为它们的条件。本质上，历史学家赞同经济学家的意见，强调这种富有启发性的交易理论如果应用得不好，就会有还原主义的危险。
    最后，钱德勒提出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第三个方面的研究--偶然性理论。偶然性理论认为，组织应该改变自己的内部规定性--结构、战略和过程，以适应它们的环境的变化。历史学家在这里再次看到了达尔文生物学的影响，但有两点显著的差别：环境对适应的刺激是长期的；组织需要作自身变革。
    关于变革的反思就研究战略和结构而言，组织心理分析家为历史学家的工作相辅相成地带来了两方面的贡献。他们从事件走向潮流。因此，亨利·明茨伯格用作为“整个决策流中间的一个模式”的战略观代替提出战略的孤立的决策概念。关于组织的研究革新了历史学家所能具有的关于社会变革的思想。
    应该看到，变革是作为一个创造过程出现的。它是在显然处于同环境相互作用之中的组织的不同角色间的压力或不一致刺激下，对最初的公式或知识提出的质疑。这种质疑是随机的：它的效果是不确定的。它往往由并非处于组织高层的个人提出。与此相联系，研究管理的学者阿曼德·哈彻乌埃尔用不同于历史学家钱德勒的观点，重新考察了美国杜邦·德尼莫尔公司采用划分为各个独立部门的结构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两种组织观和两个角色联盟之间的“血腥残杀”。公司高层领导认为，危机可以通过决策工具和管理手段的简单改变来解决。而另一些“比较年轻但有实际经验的”领导人指出，必须改变个人和组织内部各单位之间关系的整个面貌。他们拟定了一种新的结构，但遭高层决策者否定。革新者没有因此认输，而于1921年推出了相当于他们原来论点的“事实分治”计划。经过两年的内部斗争，他们赢得了胜利。他们的模式被看做是解决危机的手段，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于组织问题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组织的创造性变革。因此，变革通过学习形成了新的知识，推动了新角色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