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懂得，对组织的认识是通过对它们赖以活动基础的规则的认识来实现的。近年来的研究否弃了单一类型规则的观点，而代之以三种类型的规则：契约、约规和“集体认知机构”。这种研究同样注意组织的设计者和创始者。它把组织的设计者和创始者重新界定为旨在获得最优化运转的法则和信息结构的建立者。但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不能归结为决策规则。近年来的研究使历史学家明确了各种组织内部生活的重要意义。它向历史学家表明，下级的组织成员不仅是被动的主体，他们同样对决策和运转发生着影响。特别是它指出，由于组织处于经常不稳定的平衡之中，能保持组织继续存在的关键在于各个组织成员群体间的妥协、建立团结网、革新信任感、注重职业管理，而这种周期性的摆脱困境的方式本身即是冲突的表现。它也促使组织研究的专家去制定动因理论。
    动态变化强调各种组织科学的不变因素，这使历史学家有时会产生一种印象，以为组织科学受到了万物不变的静止论的威胁。诸如此类的危险并非出于想象。系统论长期以来是静止的，假设组织及其环境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一些专家未能避免把看来可以保持5或10年的模式当作永恒的东西或者甚至加以神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早已注意运动和变化。一大部分组织科学研究者对影响着20世纪的许多组织的骚动作出了反应，脱离了原初的系统论，采用了随着动态过程发展的更具控制论色彩的概念。在美国，习惯上把这一趋势的拥护者分为三个流派。
    组织生命周期论思潮是最老的流派。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论述产品生命周期的著名文章奠立基础的。弗农假设所有产品都要经历童年、青年、成熟、衰落和最终消亡诸阶段。同样，属于这个学派的研究者也着重逐个分析组织的创立、变化和衰落。他们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解释组织的适应性。
    人口学派则集中分析某个组织成员的人口学变量（人口、性别、教育、地理和民族成分、资历），以及他们的外部活动资料和他们对组织的影响。这个学派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所带来的创新方面的贡献比较有限，因为近30年来社会史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思潮。
    生态学派研究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系列组织的生存与消亡。它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两方面吸取营养。它所感兴趣的是组织类型的多样性和“新的种类”的出现。生态学派通过组织同环境以及外部变化的关系来解释组织。它提出了同历史学家直接有关的三个假设：某个系列的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的稳定性使这个组织系列具有比其他系列更强的竞争力；组织的某些外部过程和内部过程限制了它们的适应能力，甚至加深了惰性；能建立某种特殊的安置所的组织具有最好的生存前景。可以进一步看到，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的近著十分接近这一思潮。生态学派又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认为自然选择对各种组织进行挑选，并促使它们进化。另一种倾向则相反，强调偶然性、机会和自身选择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不同作者之间的分歧。有些作者认为，作为组织的个人的联合不容许个人之间的任何利益的分歧，这种分歧一旦产生，组织将走向消亡。另一些作者强调，利益的差异可以合理引导，从而纳入轨道。这样，各种角色之间的宽容性问题成为中心问题。
    稳定性因素对各种组织的稳定形式的探求，引导分析走向历史学家很容易参与的诸多不同方面。有人特别强调系统的根深蒂固的惰性。有人集中分析作为管理手段或民族文化的稳定力量。这种对稳定形式的强调与运筹学的困境所引起的组织碎化意识旗鼓相当。运筹学在本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空军。一些非军人的科研人员成为依靠雷达工作的总参谋部的组成部分。运筹学在战争过程中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这期间，它也在美国军队中被充分利用。1953年，它转入非军事部门应用。随着军转民，它发现过去提出的多学科的和整合的总体决策模式遇到了料想不到的、有时甚至令人生畏的困难。事实上，在各种组织中“活动是分散在多种角色中间的，这些角色更多关心的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对象”。这种论断只能使历史学家感到诱惑，因为它引导历史学家探讨局部的逻辑，以更好地理解总体的复杂性。
    民族文化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着两个危险。其一是各种组织或各个国家之间趋同的危险，这样就无从借助被宣布为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来衡量先进或落后。其二是经济主义的危险（今天在历史学家中间还不甚明显）。组织分析正用各种论据反对这两种趋势。近15年来，主要是组织社会学家通常同劳动社会学家相结合，对不同国家的同类组织进行比较。他们多数人得出结论说，由于各种活动的世界化，民族文化在组织中面临萎缩的危险。
    历史学家对此感到兴趣，他们认为这是促进比较史学的一个机会，能够借助新文化史的力量。但他们仍感到有点怀疑：总体的解释永远避免不了简单化，或者说这是民族心理学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