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买卖城的批发百货商号
    开于库伦买卖城的批发商号是由张家口货房装运各种布疋，以及日用品到库伦，转批发于北京的杂货铺。最有名的是兴隆魁商号，陆世菼调查兴隆魁记的股东翟谦益，属于第一等的大铺子，资本约一万六千两(11)18-16。今堀诚二讨论清代张家口朝阳村的组织，正沟大街北端的关帝庙是旅蒙商信仰中心，保正行举行祭祀的场所。乾隆二十一年乡保修建关帝庙。道光元年仍称为乡保，二十四年出现保正行，三十年有朝阳村经理，都设四名。咸丰五年经理以商号名称为会首，兴隆魁为其中之一、六年为保正行总经理、八年保正行、同治年间有担任经理、总经理、值年社首三种职务。光绪二十六年保正行、光绪二十八年保正行总经理(19)17-37。
    兴盛魁在买卖城的活动出现于乾隆五十四年的档案，编为九甲，该年销茶烟布疋杂货20 000觔(20)。这商号并不是茶叶贸易商，而是批发张家口的商品到蒙古，又从蒙古地区购买牲畜和皮张，如骒骟马、羊毛、骆驼毛、牛皮、马皮、狐皮、獭尔皮、狼皮、灰鼠皮、鹿茸、黄芪、蘑菇、牛马羊驼之类。光绪三十一年(1905)，兴隆魁在蒙古采办的各色皮张等，相当多。计蘑菇2 326斤、马尾子557卓、犀牛尾141卓、马皮646张、山羊皮9 150张、老羊皮16 082张、羔羊皮4280张、牛皮1 656张、骒骟马1 881匹、鹿茸5付、狢子皮1 250张(21)。光绪十九年波兹德涅耶夫纪录多伦诺尔的好马每匹10至15两甚至20两，牛每条8至15两，冬天的羊只较贵，每只6两。牛皮每张1500文、绵羊皮每张500文、山羊皮每张600文[2]卷2：343。张家口于民国二年的物价，蘑菇一斤大约在一两左右，鹿茸一架约八至十两，贵的三、五十两不等。狢子皮似狐皮每张在五两上下，山羊每张九钱上下，牛皮在一、二吊不等(22)。兴盛魁一年贩卖的马匹、皮张等约有七、八万两。
    兴隆魁商号除了购买蒙古的毛皮外，也将此地产的毛皮、羊只等卖与俄罗斯商人。根据“兴隆魁王忠洪禀恳与俄国官商把洛胡少五蓝几米交易凭字”载，某年九月俄商把洛胡少五蓝几米在必昔□图王旗下办买牛羊，凭借隆顺玉商号从中说合，卖了四、五岁甲绵羊78只、三岁甲羊342只、二岁母羊32只、内有大母羊8只、二岁甲羊8只、甲羊8只，以上四宗共计羊460只，言明共作价钞钱十二万文。又卖与俄商齐口色犍牛4条、齐口色长毛犍牛1条，共作价钞钱14 000文，二宗共合钞钱134 000文。又有隆顺玉卖与伊洋人牲畜钞钱70 000文。又有赵昌平卖与伊洋人牲畜钞钱60 000文。该商把洛胡少五蓝几米当面立写凭字一张。据该洋人言及其凭字上将三家字号及钞钱数目均各注写明白(23)。兴隆魁原先与洋人素不相识，而隆顺玉则与洋人交往数年，隆顺玉从中说合，才与洋人做生意，开拓新的贸易途径。
    元升永为归化商人在蒙古的殷实商号，每年贸易额在10万两至25万两之间。元升永向归化当地的骆驼商或路过的蒙古人租用骆驼运输货物，他们在蒙古店铺里货品繁多，应有尽有，如茶叶、绸缎、布疋、皮货、铁器，还有木器和其他货物(24)。
    六、买卖城商号从事垦地、木材行业
    蒙古地区的农牧垦殖、木材行业也值得注意。乾隆二十九年(1764)库伦商民事务理藩院章京颁布“告示”，提到：“旗民满汉各有籍贯，凡尔等汉民在外贸易种地；或在蒙古各札萨克处领票；种地或贸易，俱要各安生理。勿得藏匿匪类，多生事端。本院合亟出示晓谕，查明造册，凡我册内子民，在外或贸易或种地，恐各札萨克各衙门人役倚势横行扰害良民，为此本院特行晓谕以安民生。倘有猾役横行扰害良民者，尔等投衙禀告”(25)此告示提到汉民往库伦以外的地方贸易或种地，必须造册。
    阿·马·波兹德涅耶夫提到1881年喜昌担任库伦办事大臣[13]卷129，856-1，光绪七年四月，他制定新的方案，就是在喀尔喀的哈拉河、伊罗河、鄂尔坤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建立和发展农业移民区。汉人在方案公布后立即抓住机会，在许多地方开垦土地，鄂尔坤河及其支流的地方：乌尔图郭勒、摩果依、乌逊色哩、阿楚图、罕嘎勒、布哈音郭勒、沁吉力等。其次是色楞格河及其支流的地方：错勒霍尔郭勒、罕达盖图、达尔错克台乌苏、音吉特、纳兰乌苏等。哈拉河及其支流的地方：巴彦郭勒、巴图尔札萨克驻营的宅科里郭勒、诺姆图布拉克、恰克图郭勒等。由于当时喀尔喀的军事形势，喜昌带着1 000名军队到库伦，其军队供养需从地方财源上解决(26)。因此，喜昌向汉民收税，每一俄亩征收二两半的粮食。一条哈拉河流域收了12 000普特(相当于196 560斤)的小麦。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说1882年，人们听说要交同样的税金时，许多汉人没等到收获就抛弃了田园逃散了。直到喜昌从库伦调走，他们才返回[2]卷1：66-67。
    在库伦的商号也参与开垦土地的事业。元顺明乔秉贵说他与协裕和、万隆魁、刘步云四家自光绪六年(1880)充当乡约，由官府发给执照，“管收差使，遇有匪徒，以早呈报”，属于在官人役(27)。他们租种地土，“皆系与该旗印官面定”，每年入种多寡，每遇本管察地一次，各铺民呈递明情一张，乡约等各留草底单一纸，以备查核。种地人还有三和正、三盛光等5家。他们在贝子朋楚克车林、扎萨克纳逊棍布等旗种地贸易、建盖房棚、孳养牲畜，被罚二六茶三百箱。商民恳求恩赦宽免并说“在该旗种地贸易历年已久，商民等存养之牲畜或有耕田种地运驮之用；或有该旗蒙古抵还欠债还给牲畜，实系老小肥瘦不等，一时出售无主，只得存厂于圹野作养以望肥壮再为售卖。商民等种地与该旗每年出纳地租茶，牲畜存厂作养出纳草厂茶，并不有碍于蒙古收养之事。(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