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战乱时期，也是士大夫发现个性价值、寻求独立人格的自觉时代。士大夫在选择人生道路和伦理道德方面超逸传统，出现重个体自由而轻外在功名、操守和学问，重真情而轻礼法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作用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处于低潮的儒学在魏晋时期逐渐显露出蹶而复振的苗头，一度沦丧的儒家伦理道德出现了渐次复位的迹象。本文拟就魏晋时期返儒倾向产生的原因、作用等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好。
    一
    东汉以经学为士大夫出身之道，官学私学并行于世，但繁琐僵化的经学在汉末战乱的背景下走向衰落，经学、儒生不为世所重。曹操为广揽人才，倡扬“唯才是举”，将才凌驾于德之上，与以“经明行修”为标准的东汉传统选官方法公开对立。曹丕为寻求世家大族合作与支持，推行九品中正制。由于大族的操纵，九品中正制演变为以血统门第选官的仕进制度，士之出路不由经学，传统的学问遂为时代所轻。董昭曾这样描述当时读书人的情状：“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注：《三国志·魏书·董昭传》。）汉末以来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道路受阻，“周孔之业，弃之度外”（注：《颜氏家训·勉学篇》。）。而从“党锢之祸”到曹氏、司马氏屠戮士大夫，士大夫以名声求权势，以权势保优裕生活的常规亦相继破灭。再加上战乱的频繁、疾疫的蔓延使生命短促，死亡的威胁不仅使社会下层，连上层士大夫也有了强烈的感受，儒家传统的“未知生，焉知死”（注：《论语·先进》。）的逃避死亡的态度被打破了，士大夫“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注：石崇《金谷诗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以生为贵”（注：《晋书·阮籍传》。）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意识。士大夫在思考死亡、反思人生后选择了一条及时行乐、委顺世运的人生之路，思想上追慕老庄，崇尚虚无；政治上“口不臧否人物”（注：《晋书·阮籍传》。），自在逍遥；生活上饮酒服药，谈玄说老，放情肆志，潇洒脱俗。对此吕南公《灌园集》卷二作了概括：“念昔魏晋间，士流罕身全，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士子鄙弃儒家经典，习染玄风，即便入学也只是走走形式，“莫肯用心儒训”（注：《宋书·礼志》一。），“唯谈老庄为事”（注：《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士大夫是学与仕、士与官双重身份合一，同仕宦结下不解之缘，干禄从政、立身扬名成为士大夫矢志追求的人生目标。但魏晋时代的混乱使士大夫政治境遇每况愈下，他们所追求的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破灭，普遍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自身价值难以获得社会实现的压抑和苦闷心理，因而出现脱离现实生活，走上玄远道路，与传统士人社会角色发生错位的现象。但是魏晋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着手恢复儒学教育的举措，私家教育的兴盛，世族地主出于参与权力竞争和标明身分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文化活动，使衰落的儒学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传承，士大夫在经历变乱后又复归于“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人生轨迹，知识仍是入仕的重要工具。
    吕思勉先生曾言：“晋、南北朝，虽为丧乱之世，然朝廷苟获小安，即思兴学，地方官吏亦颇能措意于此，私家仍以教授为业，虽偏隅割据之区，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335页。）汉末魏晋儒学衰微，但时局稍宁，统治者出于“尊儒贵学，王教之本”（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考虑就着手兴立学校，恢复儒学教育。史载，魏文帝黄初五年复立太学于洛阳，设置教官进行教学考课，明帝则明令郡国贤士以经学为先，力倡士子向学之风，而且帝王还亲临太学问难讲经，《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就记载了甘露元年“帝兴太学”讲问《易》、《书》、《礼》的活动。西晋初年分置太学、国子学两种中央官学，“两学并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注：《晋书·潘岳传》。）。晋室南渡，晋元帝于建武元年立太学，太兴二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注：《文献通考·学校考》四。），成帝、穆帝、孝武帝都曾讲问经典。而另一方面，地方上一批州郡县官吏也十分重视儒学教育，据《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载：杜畿为河东太守时“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杨俊传》载：俊任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西晋时鄱阳内史虞溥“大修庠序，广招学徒”（注：《晋书·虞翻传》。）；乌桓校尉唐彬在边地“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注：《晋书·唐彬传》。）；东晋时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注：《晋书·范汪传》。）；余杭县令范宁兴学校，敦教化。这些兴学传道的自发性行为，对推动地方儒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央和地方官学随政局的激荡时兴时废，而私家儒学教育的发展却从未间断。三国时魏“以（董）禺及贾洪、邯郸谆、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贾洪精研《春秋左传》，“所在辄开厩舍，亲授诸生”（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隗禧辞官回乡，虽年事已高而从其学者甚众。私门讲学之风相沿不衰，且规模较大，往往成百上千。魏国邴原曾避难辽东，“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注：《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西晋刘兆安贫乐道，潜心学术，尤精《易》、《礼》、《春秋》，“从受业者数千人”（注：《晋书·儒林传》。）。名儒杜夷居家教授，“生徒千人”（注：《晋书·儒林传》。）。私人设馆教徒的多是研习经学、博通古今的名儒，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他们恬淡荣利，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培育后人，在教化社会、广泛传播儒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世族无论旧族还是新起门户，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否掌握文化优势对自身的兴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田余庆先生曾说：“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注：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 7年第2期。）文化既被作为构成世族的必要条件，世族大多重视文化修养。颖川荀氏自后汉荀淑起，荀彧、荀悦、荀勖、荀绰等均以才学显名于世；范阳卢氏自后汉卢植到卢毓、卢钦、卢湛等均精于儒学；新起门户中南阳范氏自曹魏时范晷游学初显于仕宦，范坚、范汪、范启、范宁各代均以博学多才享有时誉；琅琊颜氏从魏晋到唐中叶人才辈出，皆因“世善《周官》、《左氏》”（注：《北齐书·颜之推传》。），自颜斐始，颜钦、颜默、颜含等以文化秀异见称。在魏晋急剧动荡时期，世族地主十分注重门第得失，尽管世族子弟可凭借家资门第入仕，俯拾青紫，但如果缺乏文化修养仍为世族所不齿，且文化与官爵仍存在必然的联系。对此沈约可谓一语破的：“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指琅琊王氏）之盛也。”（注：《梁书·王筠传》。）因此世族为确保家庭利益，维持门第不衰，往往需要进行广泛而积极的文化活动，如将家学作为其兴起、发展的重要资本，累世相承，并重视家庭、家族教育，“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注：《晋书·华表传》。）。世族注重文才，以文化为家族的重要特质，对沿续儒学传统，推动士大夫以学为业、以仕为道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