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的重要性及三国之争
    我们所说的“河南”之地，是指侯景所任河南大行台所辖之地。它的重要性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广大的地盘、丰富的物产、可观的军队，以及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体现出来的。从地理位置说，河南与梁、西魏相接，特别敏感；从地盘说，它西起函谷关，东到海，北至河，南达淮，约相当于东魏版图的三分之一；从物产说，除丰富的农产品外，还有青州沿海之地的海盐等（注：参《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从军队说，应确如《南史·侯景传》（卷八○）所说有十万（注：《南史·侯景传》说高欢使侯景“拥兵十万”。《梁书·侯景传》（卷五六）载慕容绍宗追击侯景，景退入涡阳时，景“马尚有数千匹，甲卒数万人”。《资治通鉴》梁太清元年十二月叙其时景有“士卒四万人”。案，绍宗追击侯景时，是侯景即将丧败之时，其叛乱之初，叛军人数必更多。河南西兖州以东（过河南之半）的州郡不从景叛，因此，其军尚不在叛军数内。由此算来，侯景所辖河南之地的军队，至少有十万。），这是东魏最精锐的军队之一。从历史文化说，河南除了“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注：《隋书·炀帝纪上》仁寿四年十一月。）的洛阳以外，还有如庖牺氏、神农氏所都的陈（注：参《水经·渠水注》及《晋书·地理志》。），少昊所都的曲阜（注：参《晋书·地理志》。），汤所都的毫（注：参《尚书·立政》“三毫”下《正义》所言。），以及春秋战国时著名的齐、鲁、韩、魏等国的国都，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河南的地位变得崇高。正因为如此，河南之地为东魏所珍视，也为西魏和梁所注目。于是，侯景一叛，河南成为三国所争的焦点。
    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梁太清元年， 西魏大统十三年）正月，侯景在河南叛东魏，东魏、梁和西魏都出兵。东魏出兵在正月（注：参《魏书·孝静帝纪》。），梁出兵在三月（注：参《梁书·武帝纪下》、《南史》卷七《梁本纪中》。），西魏出兵在五月（注：《周书·文帝纪下》记出兵在三月，误。《周书》卷一五《李弼传》载：“东魏遣其将韩轨围（侯）景于颍川。太祖（宇文泰）遣弼率军援景，诸将咸受弼节度。”同书卷一八《王思政传》载：“侯景叛东魏，拥兵梁、郑，为东魏所攻。景乃请援乞师。当时未即应接。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又言“周文（帝宇文泰）闻思政已发，乃遣太尉李弼赴颍川”。《北史》卷九《周本纪上·文帝纪》载宇文泰遣李弼在六月。《周书·文帝纪下》记韩轨等围景于颍川在正月，必误，因正月高欢死，侯景叛，在河南有防，高澄在正月于邺都遣韩轨等出兵，不可能在半月左右时间即围景于颍川（侯景于正月辛亥即十三日反）。《资治通鉴》系韩轨等围景于颍川在太清元年五月。案《周书·文帝纪下》大统十三年无五月事，殆今所记三月事实为五月事。若此推测不误，则今“三月”实为“五月”之讹。《魏书·孝静帝纪》记王思政出兵在武定五年正月，更是大误。）。东魏出兵早最，这是很自然的。梁出兵晚于东魏。但梁在二月庚辰才得侯景降表，三月甲辰出兵，其间只有二十余天之隔，已不为晚了。西魏出兵最晚，可它得侯景降表早于梁。《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记侯景以河南六州附西魏在大统十三年正月。这应是侯景所送降表到达长安的时间。可是出兵却在四个月之后。这反映了西魏人对此事的犹豫冷静态度。
    西魏出兵背景，《周书》卷一八《王思政传》载：“（大统）十三年，侯景叛东魏，拥兵梁、郑，为东魏所攻，景乃请援乞师。当时未即应接。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率荆州步骑万余，从鲁关向阳翟。”侯景“请援乞师”，西魏为什么“未即应接”呢？原来西魏内部对是否出兵意见不统一。上引《王思政传》材料已透露这信息。而《周书》卷一五《于谨传》所载说得更明白。该《传》说“及侯景款附，请兵为援，太祖（宇文泰）命李弼率兵应之。谨谏曰：‘侯景少习兵权，情实难测。且宜厚其礼秩，以观其变。即欲遣兵，良用未可’。太祖不听。”《北史》卷六二《王思政传》载宇文泰“遣太尉李弼赴颍川”，是因为他“闻思政已发”。《资治通鉴》太清元年五月述于谨之谏在王思政出兵之前，李弼出兵在王思政出兵之后，可谓深解其事，得其顺序。《资治通鉴》又载：太清元年二月，西魏以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西魏授侯景此职爵早于梁授侯景职。根据此点，再结合上列材料，可知西魏对侯景来降事的反应既十分迅捷，又相当冷静。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西魏自知国力不足，不愿花兵力去争无把握之地。于谨的言论实是西魏国力不足的反映。西魏与东魏有多次战争之后，对自身的实力有了清醒认识。尤其是大统九年（公元543年， 东魏武定元年）因纳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即高慎）事，教训了西魏。该年二月，高仲密叛东魏，宇文泰领兵援之。结果不仅一无所获，而且与东魏交战，遭致惨败，三万余人被杀（注：《北史》卷五三《彭乐传》。《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又参《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神武纪》。案今《北齐书》此纪实补自《北史》，兹以二者文字几全同之故，故不以《北史》之文为先）言高欢于芒山大败宇文泰，“擒西魏督将已下四百余人，俘斩六万计”。《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亦言擒四百余人，俘斩“六万余”。当不可信，失之于夸。《资治通鉴》亦从《北史·彭乐传》（参《资治通鉴》梁大同九年）。《考异》有言。），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注：“柬”，《北史》卷五三《彭乐传》作“东（東）”，《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作“森”。）、蜀郡王荣宗、江夏王升、巨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及督将僚佐48人被虏（注：《北史》卷五三《彭乐传》。），甚至连宇文泰本人都险些为东魏所获（注：《北史》卷五三《彭乐传》。）；东魏甚至因此战之胜而生“混壹东西”之念（注：参《资治通鉴》梁大同九年。此为封子绘语。《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附封子绘传》载子绘语作“混一车书（車書）”。二者意同。《资治通鉴》殆为了使文字晓畅而改文。），陇右清水氐又乘西魏之败，据险作乱（注：参《周书》卷三三《赵昶传》、卷四九《异域上·氐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战之败，使西魏几乎有丧邦覆社之虞。再加当时柔然与吐谷浑都是亲东魏的，对西魏也都是潜在威胁。所以，当侯景来降之际，西魏人自然会联想到纳高仲密之事，这样，西魏人不得不变得冷静，愿坐观局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