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争河南，是由河南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本来，在三国鼎峙之局中，亦犹如南北分立一样，均势都是极为重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均势中失衡。一旦一方在均势中失衡，就是将自己的政治、军事空间展露给敌国。不论这种政治、军事空间显露于何处，只要敌国便于插手，就一定会插手。因而处在失衡状态的一方遭受敌国攻击，就不可避免。这是从魏、蜀、吴分立以来的历史多次显示了的。以后的历史，只要有类似的格局，也都多少循此规律发展。侯景叛东魏，是东魏国家的大分裂，这样，东魏在与西魏、梁的鼎峙关系中即处于失衡的地位，出现了西魏和梁都可以抢夺的政治军事空间。叛乱又是发生在河南，此地十分重要，又极便于二国插手，故二国都出兵了。东魏绝不愿轻易失去河南，必出兵去保。这样就出现了三国争河南之事。那么，河南之地对三国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东魏说来，河南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从军事意义说，河南是邺都的重要屏障。如果保有河南，邺都就等于处在安全稳固状态。而如果失去河南，邺都就等于直接暴露在敌国面前。敌军渡过黄河即可威迫邺都。所以，黄河之于东魏犹如长江之于南朝，都是“巨防”；河南之于东魏亦犹如江淮之于南朝，都是“屏障”。不同的是，“长江”作为南朝的“巨防”，作用更大一些，因为长江无冰期，而黄河却有冰期，而且长江水势更大，更为难渡。这样，可以看出，东魏河南作为屏障的意义就更大于江淮之于南朝。所以，东魏要保持政权稳固，必须保有河南。
    从政治意义说，东魏保有河南，就远比南朝保有江淮显得重要，因为江淮远没有河南那么重要的政治文化历史地位。东魏保有河南，就是保有“自古之都，王畿之内”（注：《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保有北魏迁洛以来的河南之域，从而保有得正朔，居“天地之中”，比拟周、东汉等名朝的优越地位。孝武帝西迁后，东魏从洛阳迁都邺城，那完全是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而不是由于高氏认为洛阳不重要，甘愿放弃。二魏分后，虽然连年战争，各有胜负，似乎双方相当，不分上下。但从全面来看，东魏实际占有优势。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东魏拥有河南之地。
    正因为如此，东魏必须保有河南。所以，侯景叛后，东魏迅速出兵。武定五年正月，东魏遣韩轨等率军讨侯景。五月，又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之众昼夜兼行以讨侯景。军事进攻之外，东魏在外交方面也作努力。四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纬聘梁，见于《魏书·孝静帝纪》（注：《魏书》卷四九作“李系”（见《李灵传》附传），亦言武定五年使梁事。《北史》卷三三作“李纬”（见《李灵传》附传）。《资治通鉴》太清元年四月亦作“李系”，《考异》有说。《魏书》卷四九《校勘记二》谓本名“纬”，《魏书》避北齐后主高纬讳而改作“系”。案：避讳事，有可能，今从之。）。《孝静帝纪》不言其详。但从当时的局势推测，李纬聘梁，必与疏通二国关系，希望梁保持中立，不助侯景，也不与西魏联合攻击东魏，甚至帮助东魏平定侯景有关。外交之外，东魏还从政治上攻击侯景，以求瓦解其叛军。举凡武定五年八月高澄以书谕景，语以阖门无恙，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还其宠妻爱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摄，及武定六年正月，慕容绍宗与侯景于涡阳对阵时，绍宗披发向北斗为誓，告诉叛军，“尔等家并完”，“若还，官勋如旧”等，都是政治攻击的具体事例。外交、政治之外，东魏主要从军事上作努力，以击溃敌军和叛军。梁遣萧渊明等率大军进攻东魏以后，东魏也遣大都督高岳、金门郡公潘乐、东南道行台慕容绍宗率军抵御梁军，并于寒山打败梁军。打败梁军之后，又乘胜进击侯景，并于次年正月打败侯景，迫使其南逃入梁。打败侯景之后，东魏又以大军攻西魏王思政军于颍川。战争开始于武定六年四月，并一直持续到次年六月，前后出军二十万，史称东魏出“倾国之师”以攻思政。（注：《周书》卷一八传论。东魏攻颍川军数，前有慕容绍宗所率10万之众，后有高澄所率10万之众，后有高澄所率10万之众，共20万。但言“倾国之师”，则有所夸大。）。东魏最优秀的将领慕容绍宗和刘丰生都死于此役，军队伤亡亦重，所付代价极高。尽管如此，东魏必须使河南不存在他国之师。东魏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保有河南，因为河南具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替代的政治军事价值。
    河南对梁朝说来，意义也非常巨大。自从东晋南渡以来，历朝都想控制河南，可是都未能做到。梁也想控制河南，所以从大通以后多次派兵，试图夺得河南，但都失败了。可是梁武帝没有放弃克复中原的愿望和努力。这就是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的原因。《梁书》卷三八《朱异传》记此语于侯景降梁之前，不言具体时间。《资治通鉴》记时间在太清元年正月乙卯，且稍详于《梁书·朱异传》，曰：“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资治通鉴》所记当有依据。案：侯景于正月辛亥反。依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乙卯为十七日，辛亥为十三日，其间仅有四天之隔。如此，则知梁武帝之梦必在侯景降梁之前。当时侯景叛东魏的消息，当未传到建康。那么，梁武帝为什么有此梦呢？我的看法是：这是梁武帝对克复中原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河南河北局势的一种敏感的反映。正因为梁武帝有克复中原的愿望，所以，他不顾谢举等人的反对，坚持要纳侯景，并辩解说：“得景则塞北可清”，又说“机会难得”（注：见《资治通鉴》太清元年二月。《梁书》卷三七《谢举传》不载侯景降事。《南史》卷二○《谢弘微传附谢举传》载侯景降事，但不载《资治通鉴》之语，仅言“侯景来降，帝询访朝臣，举及朝士皆请拒之”。《资治通鉴》当别有所据。）。所以，从太清元年三月到八月先后遣羊鸦仁、萧范、萧渊明等率大军去争河南之地。
    对西魏说来，河南同样是重要的。《周书·王思政传》王思政所说“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其意不能详知。但从河南的地位着眼，也可以进行分析。具体地说，西魏如果能拥有河南，在政治军事上不仅胜过东魏，而且也胜过梁朝。从政治上说，这是得“自古之都，王畿之内”的洛阳，可以增加得北魏正朔的色彩，从而使东魏变为伪政权，高欢等人都显出国贼面孔。易言之，西魏若能拥有河南，就等于是在与东魏争北魏正统的较量中取胜了。这必然使人感到西魏势力蒸蒸日上，而东魏则走向没落。这对改变西魏眼前的恶劣处境，是有作用的。从军事上说，西魏若能拥有河南，就等于是在东魏和梁之间强行插入一道楔子。这一来，就打破了以往十年多时间以来东魏和梁直接接触的局面。即使不能因此消灭东魏，也可以使西魏在外交关系上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梁势必重新选择西魏作为通和对象，因为梁与西魏有漫长的边界，而与东魏的接触之道又被阻断。而一旦梁被迫与西魏通和，西魏的声势势必有所增加，这又势必影响北边的柔然和西南方的吐谷浑。这二国有可能因西魏实力声势的增加而背东魏，重新选择西魏作为通和对象。这对西魏与东魏之争无疑有极大的好处。从后来西魏从梁夺地，实力有所增加，柔然、吐谷浑与北齐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及突厥在长时间内完全亲宇文氏的情况看来，以上分析的结果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由此可以看出夺得河南对西魏的巨大意义。不仅如此，西魏出兵河南，因有侯景的武力基础，既可使西魏少军事代价，又可以得到实际好处。此种情况，终于使西魏不能置身事外。
    正因为这样，王思政出军后，紧接着，宇文泰即遣李弼、赵贵、韦法保、贺兰愿德等率军与王思政一起争河南之地了。
    三国争河南，既是军事之争，又是政治之争。在这场争战中，西魏和梁都无所得，东魏终得保有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