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宝成关1943年生，辽宁朝阳县人，蒙古族。196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后在部队工作。1982年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奕炘慈禧政争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潘晓斌重庆市安全局
    严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较为全面地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对于中国来讲，自由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社会经济结构还是思想文化传统，都不具备可令自由主义自然产生的充分条件。西方自由主义进入中国前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不同的流派。面对这种情况，严复在引进时不可能不偏不倚，面面俱到，而是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探讨这种倾向性的表现、成因及影响，有助于加深对严复本人的思想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理解。
    一、严复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动机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并承认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悬殊差距，向战胜过自己的西方列强学习成了无可奈何，然而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但效果不彰。曾经游学英国的严复敏锐地指出，船坚炮利只是西方强盛的表现，而非原因。西方强盛的原因另有所在：
    如汽机兵械之论，皆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
    严复将西方富强的奥秘归结到追求真理和服务国家这两种价值观念，并且认为这两种观念跟中国的理道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念始终不能发挥出合乎人意的作用。这样一来，严复就将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贫弱的根源最终归结于自由的有无。
    如果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只是指出了自由与富强之间的关联而未充分展开的话，那么在《原强》及《原强修订稿》中他则详细地阐明了这种关联。严复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指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素质。笃信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严复认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5页。）“盖生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怐愗，各备其私，则其群将涣”。（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8页。）不难看出，严复将个体潜藏的德、智、体三方面活力视作国家富强的保证。其次，严复指出，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个人活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严复认为西洋“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驰并进，以相磨砻，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既日新，彼亦月异”，（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3页。）个人活力在这种自由、互相竞争的环境里得到充分发挥。从西洋人的事例中严复发现了一条规律：自由对于个体素质的提高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严复用一段简洁的文字从理论上概述了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注：《严复集》，第一册，第27页。）
    当严复通过缜密的分析认定自由是富强的必要条件，却又发现这种条件中国本身又不具备时，渴求国家富强的他自然而然会把目光投向国外，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思想。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严复与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者有一显著不同点。正如萨拜因（George H.Sabine）指出的那样， 人道主义一向是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强大动力，（注：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下册，第773页。 ）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用以支持自由主张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在他们看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自由之所以必要，主要因为它是人存在和发展的要求。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才发出了“天赋自由”的强大呐喊。简言之，西方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都十分注意自由的人道主义内涵，强调自由对于个人本身的意义。严复的关注却不在于此。他注意的是自由外在的工具价值，关心的是自由对于国家、民族的意义。严复对自由价值的特殊期望，使他同修正的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有了某种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