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愈与唐代士大夫的转旧为新
    韩愈在唐代具有文学史、文化史等多方面的意义。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将韩愈确定为中唐的开端，这是宇文所安对韩愈具有的文学意义的强调和尊重。他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中唐开始于791-792年，这一时间韩愈、孟郊、李观及其他书生汇集长安赶赴进士考试。韩愈、李观792年进士及第，柳宗元、刘禹锡翌年及第。宇文所安强调：“并非出于对韩愈的权威性的过分尊重，而是鉴于他对于一个重要文化时刻的卓越的策划最终成为促成变革的强劲的原动力。”[1](P7-8)陈寅恪先生突出强调韩愈的文化史意义：“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然而陈先生也同时感慨：“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2](P296)
    宇文所安的“最终促成(重要文化时刻)变革的强劲的原动力”、陈先生的“唐代文化学术史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都不约而同地把韩愈确定为文化的转折。陈寅恪先生还特别注意韩愈在儒学“转旧为新”的关键意义：“天竺为体，华夏为用，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退之固是不世出之人杰，若不受新禅宗之影响，恐亦不克臻此。又观退之寄卢仝诗，则知此种研究经学之方法亦由退之所称奖之同辈中人发其端，与前此经诗著述大意，而开启宋代新儒学家治经之途径者也。”[2](P296)
    要理解韩愈的文化转折性意义，应当充分关注韩愈的士大夫背景。中国古代士大夫承担着“文人”和“官员”双重角色，兼任“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3](P479、476)因此，文化研究与政治研究应当交互为用。钱穆先生曾指出：“我认为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4](序)余英时先生也认为：“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5](P1)
    在唐代士大夫群体的发展历程中，韩愈对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体的自我认识也存在变旧为新的转变。笔者以“士大夫”为主题词，以《全唐文》为检索来源，统计唐代共有109处“士大夫”。通过分析发现，韩愈所属的中晚唐，“士大夫”出现频率急剧增加--85处“士大夫”远远高于初唐和盛唐的11处，跨盛唐中唐的6处。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使用“士大夫”频率最高的是韩愈。在中晚唐85处“士大夫”中，韩愈使用23次，接近1/3。即便考虑到朝廷诏诰和跨盛唐中唐的“士大夫”总和为96处，韩愈“士大夫”使用次数依旧达到1/4以上，为唐代文人之最。其他关于唐代士大夫论述最多的是权德舆，次数为9次，其余各人更少，只是零散分布。
    二、弱化“公卿大夫”的旧有涵义
    黄正建先生专门分析了唐代士大夫的涵义。他侧重以两《唐书》作为文本，通过计算机检索的结果比较二者“士大夫”涵义的异同。在他看来，初唐“士大夫”的涵义沿袭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而后逐渐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其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公卿大夫”是官员，其中文人色彩比较浓的逐渐被称为“士大夫”。[6](P119-124)
    在韩愈的时代，沿用原有的“士族高门”、“公卿大夫”用法是普遍的，唐太宗遗诏、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们都使用这一常见涵义。《全唐文》卷9《太宗遗诏》：“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再维地轴，更张乾络。礼义溢于寰瀛，菽粟同于水火。破舟船于灵沼，收干戈于武库。辛李卫霍之将，咸分土宇；缙绅廊庙之材，共垂带绶。至于比屋黎元，关河遗老，或赢金帛，或赍仓储：朕于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于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①在唐太宗时期，所谓天下士大夫，即辛李卫霍之将和缙绅廊庙之材；而天下苍生者，则是指比屋黎元、关河遗老。换言之，士大夫泛指涵盖文武朝臣的公卿大夫，与百姓庶人上下对应。
    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李华也使用士大夫这一常见涵义来叙述礼法传统。李华《正交论》：“士大夫略之，礼坠于地久矣！”[7](卷317)李华《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世传清白，子孝臣忠，山东士大夫以五姓婚姻为第一，朝廷衣冠以尚书端揆为贵仕，惟公兼之。清河崔氏，至赵公三代仆射，可谓尽善矣！”[7](卷318)在韩愈之后的李翱在《去佛斋论》也如此使用士大夫的这一常见涵义：“且杨氏之述《丧仪》，岂不以礼法迁坏，衣冠士大夫与庶人委巷无别，为是而欲纠之以礼者耶？”[7](卷636)
    与这些通常用法不同的是，韩愈虽然也使用士大夫“公卿大夫”的涵义，然而频率很少。下面是少见的例外，如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7](卷554)这里的士大夫涵义近似公卿大夫，应包含“贤相”及“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在内。但是，应当注意的是，韩愈在这里论及的是唐代建立以来200余年史事，包括初唐以来建功立业的文武大臣，沿用以往的诠释，统统包含在“贤士大夫”内。
    “公卿大夫”大多具有经学背景。韩愈作《施先生墓铭》：“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太学生习《毛郑诗》、《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之子弟，时先生之说二经，来太学，帖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死，二经生丧其师，仕于学者亡其朋。故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死，哭泣相吊，归衣服货财。”[7](卷566)说明“朝之贤士大夫”与任教太学19年的施先生考问经义讨论学问，与之生而交往，死而相吊。此类贤士大夫必然在朝为官且具有相当的经学造诣。
    韩愈论及涉及经学背景的士大夫时，只是注重其文学素养和儒学学问，以及公卿大夫的出身、政治官员身份。在《送张道士序》中，韩愈称：“张道士，嵩高之隐者，通古今学，有文武长材，寄迹老子法中，为道士以养其亲。九年，闻朝廷将治东方贡赋之不如法者，三献书，不报，长揖而去。京师士大夫，多为诗以赠，而属愈为序。”[7](卷555)此处京城士大夫既然多以诗为赠，可见具有相当的文学才能。
    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是一个事实。它已经完全不同于门阀时代对士族“官宦”的要求，韩愈的士大夫的涵义少见“士族”的含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韩愈的文本不是继续沿用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的涵义，更多体现了“士大夫”一词在唐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