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职是唐朝官制中的重要内容，但《唐六典》、《通典》、两《唐书》官志等唐代典籍却记载不多，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不过，本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已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试就其中几个问题略抒管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使职的渊源与特点
    以使为官名的出现时间，大型工具书《辞海》定在唐朝，称：“唐以后特派负责某种政务者称使，如节度使、转运使等。”（注：《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辞源》亦称：“唐以后朝廷特派去负责地方某种政务的官称‘使’。如领兵称节度使，管财赋则称兼观察使等。”（注：《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版，第205页。）
    其实，早在汉朝就出现了以使为官名的现象。南宋学者王应麟在《玉海》卷一三二《官制·使》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东汉时设置过清诏使，如范滂，“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注：《后汉书·范滂传》。）
    此外，汉朝还出现了若干以“使者”为名的官号。有“稻田使者”，如元凤元年（前80年）冬十月，安阳侯桀与燕王谋逆，“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注：《汉书·昭宗纪第七》。）。“主历使者”，如元凤三年，因为历法问题，“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注：《汉书·律历志第一上》。）。“行冤狱使者”，如张敞为京兆郡守，冤杀部下官吏絮舜，“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注：《汉书·张敞传》。）。“河堤使者”，如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黄河冲决金堤，“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注：《汉书·沟渠志》。）“护苑使者”，如谷永曾为王音推荐为护苑使者（注：《汉书·谷永传》。）。“美俗使者”，如严诩以孝行为官，为王莽看中，“拜为美俗使者”，文颖注云：“宣化风化使者”（注：《汉书·何并传》。）。“风俗使者”，如王莽当政的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秋，“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注：《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上》。）“绣衣使者”，如元始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谯）玄，为绣衣使者。”（注：《后汉书·独行列传第七十一·谯玄传》。）又如唐德宗朝名将马燧的祖先马宾，汉朝时任“议郎、绣衣使者”（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直指使者”，如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注：《汉书·武帝纪第六》。）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时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使职。如西晋时始置都水使者，北魏设有慰抚大使、和籴使，北齐设有迎劳使和主管营田事务的都使、子使，陈朝设有采访使，隋朝设有巡省大使（巡省使）、安抚大使（安抚使）、慰抚大使（慰抚使）、简黜大使、受降使者、黜陟大使、讨捕大使（讨捕使）、宫使、朝集使、考使、巡农使等等（注：参见拙文《隋朝使职考》， 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对汉魏至隋朝的使职设置情况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他们在设置上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各朝的使职多是根据需要而临时设置的，有事则置，事罢则停；第二，除个别使职（如都水使者）之外，各朝使职均不在国家正式编制之内，属于无品秩、无定员的差遣官；第三，各朝使职多以其所担负的任务而命名，由使职的名称即可看出其职能。
    上述这些特点基本上为后来的唐朝所沿袭。特别是有一些使职，如和籴使、慰抚大使、采访使、安抚大使（安抚使）、黜陟使、朝集使、考使、宫使等等，则成为唐朝经常使用的使职名称。此外，唐朝还有一些使职与前朝使职名称相近，职能类似。如西汉有稻田使者，唐朝有开稻田使；西汉有护苑使者，唐朝有宫苑使、洛苑使；西汉有风俗使者，唐朝有观风俗使；北齐有主管营田的都使、子使，唐朝有营田使；隋朝有巡省大使（巡省使），唐朝有巡察使；隋朝有讨捕大使（讨捕使），唐朝有讨击使、招讨使；隋朝有巡农使，唐朝有劝农使，等等。
    不过，在将唐朝使职与前朝使职进行认真比较之后，还可以发现，唐朝使职除了沿袭前朝使职设置的某些做法，沿用前朝的某些使名称呼之外，还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使职大量增加，几乎遍及国家政权各个部门。唐以前的使职数量很少，从西汉至隋，先后出现的使职总数不过三十余个，多用于监督检查、了解下情和安抚民众等三个方面，涉及生产领域的使职则少得可怜（仅见稻田使者、巡农使等几个使职），直至隋朝才出现了军事方面的使职。而唐朝的使职总数多达330个以上， 几乎遍及国家各个职能部门。其中用于监督检查、了解下情和安抚民众的使职已退居次要地位，用于经济管理、军事管理、地方政权管理等方面的使职则居于主要地位，这确是前朝所没有出现过的。
    第二，出现了一些复合使职，使职兼任情况极为普遍。使职就名称含义而言，可以分为基本使职和复合使职两种。其中名称单一、职能确定的使职，可称为基本使职；由若干个基本使职合并而成的使职，可称为复合使职。唐以前的使职全是基本使职，使职兼任情况也很少见，笔者仅见一例。大业十年（614年），张须陀“以功迁齐郡通守， 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注：《隋书·张须陀传》。），是为兼黜陟、讨捕二使于一身。而唐朝出现了复合使职，如招慰讨击使是由招慰使和讨击使合并而成的，后简称为招讨使；又如税青苗地钱使，是由税地钱使和青苗使组合而成的；再如唐末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则是由度支使、户部使、盐铁使等三使合而为一的。不过，这种复合使职数量很少，大概不足10个。另外，使职兼任情况十分盛行，军使兼营田使，节度使兼支度、营田等使，都团练使兼观察、处置等使，盐铁使兼转运等使，唐后期的宰相例兼太清、太微宫使，延资库使等等，都已成为定制。兼职最著者有王鉷、杨国忠二人。王鉷兼二十余使，为：和市、和籴、长春宫、户口色役使，京畿关内采访、黜陟使，检察内作、闲厩使，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支度、营田使，知总监、栽接使等（注：《新唐书·王鉷传》。）。杨国忠领四十余使，比王鉷兼领的使职又多了一倍。其余使职互兼情况俯拾皆是，兹不赘述。
    第三，形成了若干使职常设化、固定化、系统化的格局。所谓常设化，是指使职久置不废，相当于国家编制之内的正式官员；所谓固定化，是指使职名称确定，职能确定；所谓系统化，是指使职自成体系，上下贯通，可以独立运作。唐以前的使职，除去都水使者之外，全是临时设置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常设化、固定化、系统化。唐初的使职也大多是临时设置的，如安抚使、观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按察使等等。但有个别使职，如贞观初年在边疆地区设置的经略使，以及随后设置的军使、营田使等，却是常设固定的。武则天朝是使职设置较多的一个时期，又出现了知匦使、理匦使、飞龙使、闲厩使等常设固定的使职。唐玄宗朝是使职设置最多的时期，约出现50余个，其中常设固定的使职就有军器使、盐池使、市舶使、长春宫使、转运使、木炭使等20余个。特别重要的是，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最终形成了以闲厩使为中心的御马管理系统、以群牧使为中心的畜牧业管理系统、以节度使为中心的军事管理系统、以转运使为中心的运输管理系统。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常设固定的使职越来越多，又形成了以盐铁使为中心的手工业管理系统、以度支使为中心的财政管理系统、以租庸使（两税使）为中心的税收征管系统、以观察使为中心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于是，使职系统便与国家常设的官制系统并存，正如唐人杜佑所云：“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注：《通典·职官一·总序》。），二者共同发挥着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职能。
    第四，使职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以至出现“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局面。唐以前的使职因为是临时设置的，有事则设，事罢则停，其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唐朝的使职就不同了，随着部分使职逐渐常设化、固定化和系统化，使职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到唐玄宗时期，军权已归节度使执掌，唐朝后期更落入操纵神策军的宦官之手，而原掌军权的左右卫、左右武卫等诸卫大将军反倒成为荣衔。唐朝后期，度支使、诸道盐铁转运使与宰相之间的相互兼任则成为惯例。宰相常兼领使职，“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甚则为延资库使。”（注：《新唐书·百官志一》。）这些都说明使职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之高，作用之大。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唐朝使职是由前朝发展演变而来的，但又具有一些前朝所没有的新特点，其中很多方面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