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使职多直接对皇帝负责，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唐朝的使职，除去地方节度使下属的使职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由朝廷任命的，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办事得力，就可以迅速加官晋爵，如前述的宇文融、第五琦等人就是典型例证。因此，绝大多数任使职者是尽心尽职的，从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正因为设置使职能给朝廷带来那么多好处，所以皇帝每遇大事，总是乐于派遣专使前往处理。
    （三）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方面来说
    唐朝社会的深刻变化也是使职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使职的常设化、固定化和系统化，正是伴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而实现的。
    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唐朝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唐朝立国后的长期和平稳定局面，经济获得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而导致了只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均田制的破坏。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户籍制度的紊乱，武后时凤阁舍人韦嗣立所云：“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注：《旧唐书·韦思谦附嗣立传》。），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所有这些，又导致建立于均田制基础之上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瓦解。这一变化虽是渐进式的，但对唐朝的影响却是极其巨大的。
    均田制破坏后的受益者主要是封建地主，他们隐没土地和劳动人手，以求逃税；而大量的逃户又使国家失去相当多的户税收入。于是，检括户口和土地，以扩大国家税源，就成为当务之急。而主管部门户部却只“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注：《唐六典·尚书户部》“户部尚书”条。），不大可能直接下基层去清查户口和土地。于是，唐玄宗才设置劝农使专抓这项工作，以增加户税、地税的收入。同时又设置租庸使，深入地方征收赋税。
    府兵制崩溃，募兵制兴起，原主管军队事务的兵部和诸卫大将军已不能适应，于是逐渐形成了以节度使为中心的军事使职系统。
    与此同时，军队的职业化使军费陡增，加之统治者的挥霍浪费和官员俸禄的增加，关内财赋已无法供给，于是，大量漕运江南财赋、粮食入京，便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唐朝主管这项工作的机构是户部下的度支司，其长官度支郎中、员外郎“掌支度国用租赋少多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路之利”（注：《唐六典·尚书户部》“度支郎中”条。）。但度支司不可能直接去督运物资，因此唐初漕运例由地方州县派遣官员押送，到武则天时仍然如此。洛阳隋唐含嘉仓出土的八方铭砖中有“正纲录事刘爽”、“副纲青山县丞张谦”、“副纲淮阴县□”、“副纲清□县丞刘”等字样，时间在调露（679-680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之间（注：见《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载《文物》1972年第3期。），足资证明。不过，当时的漕运量较小， “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州县押运不成问题。但是到了开元年间，“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注：《通典·食货十·漕运》“大唐”条。），实际年漕运量在100万石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度支主管、州县押运体制已不能适应，于是便形成了以转运使为中心的运输管理系统。
    随着大批物资转运到京城长安，国库诸仓的管理工作日趋繁忙，其地位也日趋重要，于是唐朝又设置了监太仓使、监左藏使、出纳使等使职，以加强对仓库保管和出纳事务的管理。
    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沉重打击了唐朝的统治，使唐朝的财政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摆脱这种情况，集中财力、物力平叛，唐朝政府又设置了盐铁使，以主管手工业生产和盐铁专卖事务，从而使盐利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同时又设置了度支使，以总全国财政和西部井盐、池盐地区的盐铁专卖事务。于是便形成了以盐铁使为中心的手工业管理系统和以度支使为中心的财政管理系统。
    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还打乱了唐朝的地方建制格局，原有的15道区划已不能继续下去。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唐朝将上述大道再细分为若干道，设观察使总领政务，于是又形成了以观察使为中心的地方政权系统。因为中原用兵，州郡一级又增置防御使或团练使，以主军务，例由刺史充任。
    其他因形势变化而设置的使职还很多，兹不一一胪列。
    总之，在对唐朝使职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唐朝官制中的种种弊端，是使职大量产生的温床；使职本身所具有的机动灵活、快速高效等优点，使得唐朝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特别乐于设置，以之去处理最重要的事情；而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深刻变化，则使得使职的设置越来越多，并推动了部分使职的常设化、固定化和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