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增加“科举背景士大夫”新涵义
    伴随着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的日益完善、日趋重要，士大夫承担“官员”和“文人”的双重角色，兼任的“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更加突出。中唐之后，以韩愈为典型，唐人文献中出现的士大夫更多地指向科举背景的文人士大夫，这种变化相比初唐以及更早的隋代甚至南北朝时期，无疑是全新的变化。士大夫与科举尤其是进士之间的联系是中晚唐出现的新现象，这使得中晚唐的士大夫具有了更为鲜明而独有的特征。
    韩愈所指“士大夫”的明显特征是强调进士背景。《答刘正夫书》：“愈白：进士刘君足下：辱笺，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耶？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7](卷553)此段文字有两层含义：一为士大夫涵义显然是“举进士之先进者”，大致应是已经通过进士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身份的前辈，二是韩愈自身属于“举城士大夫”之列，而且作为“举进士之先进者”的典范，热情接引后辈而享誉京城。
    在唐代，进士考试制度不尽严密，人际关系因素起着相当作用，公开荐举、私相请托、社会声名等都对考试及考官施加着影响，因而举子纷纷通过行卷投谒来显示才华，以求知己赏识；而举进士先达者接受后辈举子行卷诗文，为其延揽名誉，激扬声价，增加金榜题名的机会。这种进士先达者接引后辈举子投谒，已然是“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的普遍现象，韩愈独享盛名应出于他一代文宗的地位和诲人不倦的态度。科举进士对于举子的诱惑，不单是名扬天下，还有科考及第后获得官职的可能。
    韩愈所论士大夫涉及官与位的关系。韩愈的名篇《师说》称：“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7](卷558)此处提及的“士大夫”，既在年之后提示有“道”的修养，后面也有“官”、“位”之联系。《送杨少尹序》一段话更为明确：“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7](卷556)
    这里出现的士大夫，显然不仅是士族或公卿大夫之意。联系此句前后文，“以官为家”说明了官员身份对于唐代士大夫属性的重要性，②“罢则无所于归”是形容为了仕途前程离开家乡的士大夫致仕或罢官后脱离乡里无从安身的境况。士大夫身份与官员背景如此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与唐之前的士大夫更为强调的士族出身有很大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材料可见，唐代士大夫为了求仕而离开乡土即便致仕罢官也少有还乡，甚至终其一生乃至后代都迁居他处彻底远离故土都是普遍现象，所以韩愈才对杨少尹致仕还乡之举大加颂扬。
    士大夫与科举尤其是进士之间的联系是中晚唐出现的新现象。韩愈所论的士大夫的进士背景既包括进士所具备或者曾经具备的官员背景，也包括没有官员身份却有政治抱负和入仕可能的士大夫。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7](卷556)
    上文提到“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和“以官为家”的士大夫应属于一类，“位”和“官”都突出了唐代士大夫具备或者曾经具备的官员背景。看起来，处士石生和温生与“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嬉游，说明两者的地位未曾隔绝，他们依旧怀有进入官场的愿望，一俟皇帝或者朝廷大员召唤，便进入朝廷、官府中为国效力。③这一类尚未具备官员身份但却不乏政治抱负和入仕可能的才士也未被完全排斥在士大夫之外。
    从韩愈所论，唐代的士大夫从中唐以后逐渐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富有文学才能的文人士大夫出现得越来越多，甚至与平步青云的科举进士发生联系。士大夫和政事之间联系更为紧密，许多士大夫都明显具有或者曾经具有官员经历，没有官员背景而不乏政治抱负的才士也未被完全排斥。
    四、凸现士大夫道德操守的新责任
    在韩愈所论的士大夫中，虽然突出强调其科举背景，但有时也包括武将。韩愈受命所作颂扬平藩胜利的《平淮西碑》记录“(皇帝)曰：‘御史，予悯士大夫战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7](卷561)此处为碑文第四段，“叙宪宗伐蔡之部署，凡叙诸将相之部署，皆用皇帝诏诰，突出宪宗伐蔡主意之坚决果断。”[8](P180)文中所列参战之士大夫，有李光颜、乌重胤、韩弘、李道古、李文通、李愬、裴度等，分属于文武大臣。这与常衮代拟的官方诏书《喻安西北庭诸将制》褒奖戮力守边的“西州贤士大夫”相类：“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同奖王室。……每念战守之士，十年不得解甲，白首戎阵，忠劳未报，心之恻怛，不忘终食。要当候大师所指，穷荒荡定，悬爵位以相待，倾府库之所有，以答西州贤士大夫忘身报国之诚。遣诏谕意，非一二所能尽也。”④[7](卷414)从内容看，拟制的时间当在建中二年(781年)敦煌陷于吐蕃、周鼎殁于王事前不久的代宗末或德宗初。《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所指称的“西州贤士大夫”，亦包括“安西北庭诸将”在内，忘身报国是对“西州贤士大夫”基本的定性式褒奖。
    这里的文臣武将士大夫共同的道德操守是，忘身报国、勤劳王事，这是他们的职责要求。韩愈在《释言》议论道：“人莫不自知，凡适于用之谓才，堪其事之谓力，愈于二者，虽日勉焉而不逮。束带执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见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7](卷559)“是时公方与阳城更疏论裴延龄诈妄，士大夫重之。”[7](卷563)“比四世官不过县令州佐，然益读书为行，为士大夫家。……公内外行完，洁白奋厉，再成有家，士大夫谈之。”[7](卷563)“嗣子光禄主簿纵，学于樊宗师，士大夫多称之。”[7](卷565)韩愈所谓士大夫之论和士大夫之行，是借舆论评议强调道德操守。
    有时，韩愈也将文臣武将对立，特指文臣士大夫，强调文臣士大夫忠贞为国的职责要求。如在《又一首》中，韩愈指出：“丞相、公卿、士大夫，劳于图议；握兵之将、熊罴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为士卒前行者。”[7](卷554)此处将武将排除于“士大夫”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