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照《与鄂州柳中丞书》，韩愈注重文臣士大夫道德操守就更为明显：“淮右残孽，尚守巢窟，环寇之师，殆且十万，瞋目语难。自以为武人，不肯循法度，颉颃作气势，窃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属也；不闻有一人援桴鼓誓众而前者，但日令走马来求赏给，助寇为声势而已！……阁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军而进之，陈师鞠旅，亲与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将二州之牧以壮士气，斩所乘马以祭踶死之士，虽古名将，何以加兹！……所以羞武夫之颜，令议者知将国兵而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7](卷554)这段文字中叛乱之“武人”与平乱之“书生”相对而立，很是醒目，“羞武夫之颜”等批评也具有相当力度。
    当然该文作于元和十年(815年)，[8](P546)和当时进行的平淮西战事很有关联，韩愈一直站在朝中的主战派一边，并作《论淮西事宜状》“条次平贼事宜”[7](卷550)加以声援。虽然此段文字没有直接出现“士大夫”，但仍有助于我们理解韩愈观念中“士大夫”涵义的发展。在和诗文修养有素的文人士大夫如柳中丞的私人通信中，韩愈对修仁义、立法度的文人士大夫勇于任事去文就武的行为倍加赞赏，对不循法度、妄自尊大的叛乱武人严加斥责。
    士大夫“文武观念”是唐代之后发生的变化。宁可先生评论五代战乱时期道：“就在这种极度的重武轻文的政治风气之下，唐中叶以来所发生的武人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却仍在悄悄地继续着。”[9](P59-66)邓小南先生称：“这一深层次的变化，正为由‘重武轻文’向‘重文轻武’的转化创造着内在的条件。而主要由‘文士’与‘文吏’两部分构成的文臣群体，自身亦经历着艰难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阶段性完成，或者说初见成效，已经到了后周后期至北宋初期。”[10](P97)
    无论是区别文武还是文武不分，或是单独特指文人士大夫，韩愈在和文学素养较深的士大夫的通信中更多侧重仁义道德和诗文修养；在履行职责代表朝廷撰写的碑文中对士大夫的文武不作区分，强调的是不惮辛劳、忠诚报国的道德操守。
    五、结语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有“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11](P70、73)等说法，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士大夫”。虽然唐代是否存在成熟的士大夫阶级甚至存在两种士大夫阶级尚待讨论，但陈先生已经关注到唐代士大夫之新旧不同且提出两者的同化问题。[11](P91-92)韩愈所论的士大夫无疑印证了陈先生的观点。
    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日趋完善和日益重要，正是“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形成和同化的有效途径。据吴宗国先生统计，贞元、元和年间，大部分高级官员开始由进士科出身者担任：顺宗至武宗(805-846年)期间，进士出身的左右仆射21人，占总数的70%；进士出身的六部尚书73人，占总数的54%，而且此后比重更大。同时，作为官员最高层的宰相，自宪宗朝开始，进士出身者占据了绝对优势，终唐未再变化。吴宗国先生进而指出：“唐后期把进士科作为选拔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说明对高级官员的学识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宋以后中下级官吏一般也是科举出身，则说明对整个官僚队伍的学识文化水平比唐以前大大提高了一步。”[12](P180-183)
    韩愈赋予士大夫更多的政治责任，应当充分注意安史之乱的重要政治背景。中唐处在战乱动荡时期，无论文臣武将，“士大夫”都应当勤王尊主、忘身报国。中唐之后，以韩愈为典型，唐人文献中出现的士大夫更多地指向科举背景的文人士大夫，这种变化相比初唐以及更早的隋代甚至南北朝时期，无疑是全新的。韩愈期望的这些具有文学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不单担当道德表率，忠诚为国，勤劳王事，而且应当具有治理政务、重振朝纲的能力。
    韩愈所论士大夫体现了他对于自己所属的士大夫群体应当具备的品格、素养的理解--注重科举背景、强调道德操守。进一步的问题是，韩愈所论“士大夫”的“转新”寄予了他对士大夫的期望，它能充当士大夫群体的价值导向，引导改变政治现实吗？韩愈所论士大夫“为新”，更近于宋人。中晚唐日益重要的科举制度与宋代科举制度具有内在的关联，唐代古文运动所致力的复兴古道的道德秩序与宋代古文运动一脉相承。韩愈所论士大夫“为新”，虽然达不到宋代士大夫“共定国是”的高度，但却是士大夫政治态度形成中的新转变。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中坚持儒学、复兴古道的思想家，他是中晚唐士大夫政治态度转变的一个集中体现。通过复兴古道，致力于“回向三代”的道德秩序，建立一个士大夫富有道德操守的社会，暗含着韩愈的政治态度。
    注释：
    ①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08-109页。又见《唐大诏令集》1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7页。前两句疑应为“前王不辟之土，并为州县；前史不载之乡，悉请衣冠。”
    ②韩愈此句“中世”所指不明，但从文中内容看应为汉之后，包括唐代在内。
    ③邓小南论及五代知识分子向往功名而仕进，与完善自身道德之避世两种不同追求，特别注意到仕进者的避世和避世者的抱负，“时不我与，道之难行”的困境也使士人们感到相当的困惑与迷失，或隐遁不仕，或皈佛入道，或徘徊于进退之间，或热切于仕进。参见氏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9-134页。
    ④此段引文当为常衮所拟制书，当为中唐代宗或者德宗时，《旧唐书》与《新唐书》、《通鉴》记载不一，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