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译介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著作，大概是考虑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冲决束缚，促进民众素质提高方面的作用，是新自由主义无法替代的。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又不能完全满足严复的希望。严复认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尤其是一个凝聚力强、有权威的政府是实现富强目标的先决条件。出于对政治秩序的渴求，他认为“夫今中国之事，其可为太息流涕者，亦以多矣，而人心涣散，各顾己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注：《严复集》，第一册，第73页。）而古典自由主义的侧重点在于破坏旧的政治秩序，而不在于建设新的政治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在至少两个方面加剧严复所说的“最可哀痛”的情形。一是强调个体至上，有可能助长“人心涣散，各顾己私”；二是强调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天然紧张关系，有可能削弱“忠君爱国之诚”。简言之，严复虽然对古典自由主义解放个人活力的作用心向往之，但又害怕它伤害富强目标的达成。新自由主义恰好能满足古典自由主义无法满足的要求。因为它一方面弱化了个体至上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复对“人心涣散，各顾己私”的忧虑；另一方面它正面肯定了政府的积极作用，有助于增进个人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巩固“忠君爱国之忱”。
    其次，严复疏远古典自由主义还有方法论上的因素。考据之学作为对晚明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陆王学派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反动，在整个清朝都相当发达。虽然后期它也受到了复归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运动的冲击，但受到批评的只是汉学家们为考证而考证的玩物丧志之弊，其重事实、重历史根据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则始终是受尊重的。严复幼年的塾师黄少岩就非常重视考据，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宋学与汉学并重”。虽然黄少岩只教了严复两年就去世了，并且此后不久严复所受的传统教育就中途夭折了，但是考据这种经验主义的学术研究方法却对严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以后，严复在谈到研究政治学的方法时，仍将“考订沙汰之事”与“区别定名之事”一起作为辅助“内籀之术”的两种功夫。（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50页。）
    另一方面，西方十八世纪的学风是重理性，重精神；十九世纪开始出现“反正之术”，以实证方法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以及游学英国期间，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学训练，不仅掌握了相当的自然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了科学实证方法的熏陶。
    严复所受的中、西两方面的教育，决定了他在研究政治时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偏爱。在严复看来，研究政治学主要应用历史分析法、经验归纳法，而演绎法常常由于其前提不可验证而丧失可靠性：“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现者为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向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西人名学谓之 a’priori立为原则，而演绎之，及其终一事，往往生害”。（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37页。）秉持这种方法论取向， 他批评卢梭、柏拉图“言治不由历史”，而是“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43-1244页。）他称赞孟德斯鸠为政史结合的典范，是“言治必本于历史”的先行者，其成就“犹吾国古之李耳、司马迁”。（注：《严复集》，第四册，第963页。 ）洛克被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但在严复科学实证眼光的审视下，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也象卢梭的天赋自由论一样，被当作“根于臆造”的“心成之说”，或“华胥、乌托邦之政论”。洛克的《政府论》被严复斥之为“徒长乱阶”。（注：《严复集》，第一册，第120页。 ）究其原因，不仅有两人观念上的不投缘，还有方法论上的不相容。
    第三，严复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隔膜还同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有关。严复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有自由的宗教倾向，比如，他曾显露过对道教、佛教的兴趣，（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94-95页。）但他对犹太基督教K神论的敌意却是十分明显的。首先， 从认识上看，严复认为基督教的教义是不科学的，他尤其不能接受创世说，所以他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根据对之加以批驳。（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325页。）其次，从社会功效上看，尽管严复曾肯定其伦理价值，认为它在维系社会的功能方面可与中国的礼相媲美。但也仅此而已，严复更注意它与西学“绝不相合”之处。基督教因其“致人于不可知”，而被严复视作文明的障碍、“进步的沮力”。（注：《严复集》，第四册，第1013--1017页。）不仅如此，严复还将基督教视作自由的对立物，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他深有感触地说：“西国言论最难自由者，莫若宗教”。（注：《严复集》，第四册，第1018页。）
    然而，西教与西学之间并非如严复所说的那样“判然绝不相合”，至少，基督教与自由的关系不象严复认为的那样单纯地互相对立。事实上，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格雷指出的，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深深根植于基督教神论的脉络中， 只有与自然法概念联系起来才能被充分理解。十七世纪英国一个叫托马斯·爱德华兹（Thomas Edwards）的基督教长老会派立宪主义者这样写到：
    所有人从根本上讲都是亚当的儿子。从他那里衍生出道德正当性、权利和自由……从出生来讲，所有人都同样生来具有道德正当性和自由；并且由于我们都是上帝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们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和道德正当性，因此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必须同等地享受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注：Liberalism,P1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从根本上讲古典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是西方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基督教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以致于洛克等自由主义先驱者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不是巧妙地借用基督教的概念形式，就是赋予基督教的教义以崭新的涵义。因此，说古典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有不解之缘并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