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对基督教怀有敌意，严复很难认识到这些。当他指斥上帝造人说为不可信的同时，他也与这种“谬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内涵失之交臂了。这种敌意注定了他始终无法把握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精髓。
    第四，传统的集体本位观念的影响。由于对基督教缺乏同情的理解，严复始终没有领悟到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真谛。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在中国的土壤上自发地萌生，甚至在被引入之后也难以在中国扎根，原因之一就在于某些与古典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相冲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过于强大，它们抑制了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成。集体本位意识就是这样一种传统价值观。
    严复要求将个人长期受压抑的活力解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集体本位意识的反叛，其意义不可低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大致可以视作个体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妥协，严复通过强调其中集体主义的一面，实现了向集体本位意识的回归。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是由于他们相信集体在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方面比个人更有力；而严复赞成个人自由，是因为他认为，从长远看来，个人自由是民富国强的不二法门。后者着眼于集体，前者留意于个人，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严复正是通过转移侧重点，来促使西方新自由主义迎合中国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集体本位意识的。
    最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相继被德国、美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失去了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垄断地位。同时，在国内，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英国政治主流思想从古典自由主义逐渐向新自由主义过渡。
    英国政治思想发生上述演变时，适逢严复游学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推陈出新显然给思想敏锐、求知欲旺盛的严复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且诱使他也跟着产生古典自由主义已经过时，没有必要原原本本地加以引进的想法。他在给熊纯如一封信中抱怨康、梁等人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时缺乏眼光，不明行情：“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欺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48页。）。在给熊纯如的另一封信中， 严复再次强调古典自由主义已成昨日黄花，告诫国人切不可人弃我取：“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成蘧庐刍狗，成为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亡国之祸”。（注：《严复集》，第三册，第667页。）总之，在严复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已失去了往昔的光彩， 他自然不希望把在英国“已成蘧庐刍狗”的思想拿到中国来奉作“玉律金科”。
    严复嘲笑康、梁“输捆旧义”这一事实，折射出他以深谙欧美政治思潮的走势而自矜。作为这种优越感的体现，严复特别提到了他游学英国时的见闻：
    二十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时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6页。）言下之意，象英美这样先进的国家尚且改弦易辙，放弃了“十八世纪无扰之说”（即放任主义政策），那么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当然断断不可步英美自由放任主义之后尘，而应该高起点地选择时下流行的国家干涉主义道路。“政府者，一国政权之所属，使政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注：《严复集》，第五册，第1293页。）诚然，严复的这种国家干预主义倾向主要是时势造成的，但也不可排除来自英国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为严复深知，自己的理论主张的权威性，会因为符合英国政治思想的最新发展趋势而大大增加，反之则会受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19世纪中后期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影响了严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吸收。虽然我们一时还无法确定这种影响的大小，但却可以肯定这种影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