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严复的新自由主义倾向：
    从前述中可以看出，严复理解的自由主要不是免受外部干预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能够促进共同利益的实际能力。严复的看法接近于英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格林的观点。格林说：“自由是最大的赐福，我们全体公民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赢得自由。然而按照正确的理解，这不是仅仅摆脱了限制或强制的自由，不是恣意妄为而不顾后果的自由，也不是为某一个人或集团所独享而剥夺别人的同等权利的自由。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是全体共有的做有价值之事或享用有价值之物的一种积极的权力或能力，一种通过相互帮助和保证而人人得以行使的权力”。（注：格林：《自由主义的立法和契约自由》英文版，第51-52页；转引自叶立煊等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238页。）同时，格林还认为自由意味着让每个人的才能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出来，为国家为社会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尽管没有材料直接表明严复曾受过格林的影响，但是却有材料表明严复曾受过黑格尔的影响。在《述黑格尔惟心论》一文中他曾流露过对黑格尔整体国家观的赞赏。如果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格林本人的思想同黑格尔整体国家观的联系，（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152-153页。）我们就不应对严复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感到诧异。
    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要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每个人在维护个人权利时应促进共同利益。严复完全接受了这一立场，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看来，个人自由最高贵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于国家的富强目标，个人自由的多少应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确定。罗素曾说：“每一个社会都受着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一方面由于过分讲纪律与尊敬传统而产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主义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而使合作成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体或者对外来征服者的屈服”。（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页。）当严复说“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不得安居”时，他的顾虑与罗素相同。一方面，没有自由，社会就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另一方面，自由过度，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没有秩序。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足以断送严复的强国之梦。面对这种两难之境，古典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给政府与个人指定各自的领域，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严复却明确拒绝了这种办法。他担心这条界限一旦“立为死法”，政府就无法因应具体情况的变化，其结果不是因自由太少而影响社会发展，就是因自由过度而妨害社会稳定，二者均有碍于富强目标的落实。因此，严复力主个人自由应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个人自由的范围应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划定，并随着国家利益需要的变化而变更。严复的这种主张和强调个人自由须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相吻合。
    由于强调个人自由要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新自由主义弱化了个体主义色彩，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集体主义性质。巴克在评论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时曾谈及这种集体主义倾向：“他认为，社会效用是目标，他感到，为了这个目标，个人的最高责任可能要他去牺牲他自己”。（注：《英国政治思想》，第12页。）同样的倾向也反复出现在严复的著述中。“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之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注：《严复集》，第二册，第337页。 ）“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之自由，尚非所急，而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之自由，非小己之自由。”（注：《严复集》，第四册，第981页。）“小己自由， 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注：《严复集》，第四册，第985页。）这些言论的是非对错， 已经由历史作出了结论。这里只指出一点，严复要求“小己自由”给“国群自由”让路，这一事实凸显了他的新自由主义倾向。
    尽管严复更接近西方新自由主义，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简言之，新自由主义者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以及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个人，个人自由始终是其最终关怀；增加国家权力是为了个人自由的更好发展。在严复看来，个人与国家，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国家也会保护个体自由，但这并不是因为个体自由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个体自由可以成为社会发达、国家强盛的动力。换句话说，严复考虑问题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国家，国家的富强是其终极关怀；保护和促进个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强盛。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严复不能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者。
    三、原因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定关系可以概括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A、重视自由的工具价值而轻视其内在价值，B、重视新自由主义而轻视古典自由主义。前者是这种特定关系的抽象概括，后者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
    导致这种特定关系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严复对国家富强的强烈关注。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客观上使救亡图存、振衰起弱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处危急存亡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注：《严复集》，第一册，第44页。）“身为国民，无论在朝在野，生此世运转变之时，必宜人人思所以救此社会，使进于明盛，而无陷于阽危，则真今世之中国人，所人人共负之责任，而不可一息自宽者也”。（注：《严复集》，第一册， 第166页。）西方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自救之术、富强之术而被引入的。按照严复的理解，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富强应归功于自由竞争。“述及欧洲靠竞争而至富强，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可及者”。“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严复相信，中国要由弱变强，“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民之智勇，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注：《严复集》，第一册，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