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果西魏和梁结盟，势必使侯景由二国之臣的身份上升到与二国相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二国自降其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二国联合起来帮助侯景实现其野心，而不是为自己争利益。这样，无论与东魏的战争是胜是负，都势必引出难以预料的后果。如胜，三方必定又争；如败，西魏和梁就是徒费代价而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再接纳侯景，无论对西魏，还是对梁，势必都是麻烦，甚至是危险。
    正是这些原因使梁、西魏不能结成军事同盟。二国不能结成军事同盟，就只有各自为战，努力争取侯景完全降附，并尽可能地多抢夺土地。这样，二国就不能形成军事上的配合，而致相互牵制。因此，王思政出兵向阳翟，梁就遣萧范出军击王思政所领荆州的治所穰城，欲将其从阳翟引回；西魏李弼等所率之军至颍川，羊鸦仁长史邓鸿所将之兵到汝水，李弼等就引兵还长安了。李弼等退兵，是因为不退兵就必与邓鸿之兵浪战于汝颍之间。要保存实力，要利用侯景，要花小代价而得实际好处的西魏，不愿出现与梁相争，而使自己不能自拔的局面。实际上，梁虽以兵逼迫西魏之军，如果二国交战，也必会使梁难以自拔。二国如因交战不能自拔，这不仅对招降侯景极为不利，而且还会引来东魏的攻击。这样，西魏和梁都势必由主动变为被动。但西魏退兵，也大大便利了东魏。
    西魏和梁不能形成军事同盟，这便于东魏各个击破。所以，后来的发展是：东魏于寒山打败梁军，然后直迫侯景；打败侯景之后，又驱逐西魏之军于颍川，最后全胜，保有河南。
    第三，东魏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是东魏保有河南的重要原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魏自永安之后（注：“永安”应是“孝昌”之误，《资治通鉴》大同七年胡注有言，是。（参大同七年十二月“魏自丧乱以来”下胡注）），农商失业，“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高欢）因之，以成大业。魏（孝）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天平元年，迁都于邺，……于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自是之后，仓廪充实，虽有水旱凶饥之处，皆仰开仓以振（赈）之。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谷斛至九钱。是时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神武乃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属，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据《北齐书·神武纪》，元象元年至武定五年之间，东魏只有武定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有“亢旱”之事，但高欢处之得法：“蠲悬责，赈穷乏，宥死罪以下”（注：《北齐书·神武纪下》武定二年三月叙“冬春亢旱，……”，可知此“亢旱”发生在武定元年冬至二年春之间。）。我们由此可知，东魏从元象以后至侯景叛乱之前，经济状况一直比较好。由于经济状况较好，故侯景叛后，并没有造成东魏全社会响应侯景的局面，甚至连河南之地也有近半的州郡不从侯景叛乱。这样，可知侯景叛军是何等孤立。
    在政治上，高澄能把握局面，这对东魏保有河南之地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资治通鉴》太清元年五月：“高澄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众昼夜兼行以袭侯景，遇景于颍川北，柱等大败。景以羊鸦仁等军犹未至，乃退保颍川。”胡注：“侯景不敢乘胜北向者，盖以高欢虽死，高澄犹能用其众也。”胡氏所言极是。虽然在此年八月发生了元瑾等图谋政变之事，但被高氏不露声息地镇压下去了。
    在经济、政治状况都较好的情况下，高氏得以全力从军事上攻击侯景、梁朝和西魏之军。由于西魏与梁朝并未形成军事同盟，东魏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对付梁、西魏和侯景之军。终于先打败梁军，后平定侯景，最后驱逐消灭西魏之军，保有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