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魏晋时期玄学的流行对儒家文化产生巨大威胁，表面上玄学家叛逆传统，实际上却从未推翻儒家思想，玄学并未取代儒学的传统地位，始终是作为儒学的补充发挥作用，道家哲学仍服膺于儒家政治。而玄学发展中的内部否定，儒玄的交融使玄学中儒家因素得以延伸、发展，有利于儒学在理论上的重整。
    魏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开一代玄风。何晏作《论语集解》、《周易解》，王弼著《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以道释儒，将道家哲理渗入儒家经典中，表现出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的思想倾向。在解经方面，何晏、王弼冲破传统师法、家法的樊篱，不拘于章句训诂，着重探求义理，使经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变化。经师不能专守一家之说，专尊一派之书，而必须兼收并蓄，通晓诸家。
    汉末以来儒学衰落，名教威信扫地，但封建统治秩序仍需运用儒学名教维护，因此如何会通孔老成为摆在魏晋玄学面前的时代课题。据《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为解决思想领域中这一重大问题而掀起的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名教”是儒家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的总称，“自然”则是道家精神的原始状态。何晏、王弼力倡自然，但并不将它与名教对立，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即在崇道抑儒的前提下调和儒道。而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则公然打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注：嵇康《释私论》，《嵇康集校注》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旗号，强调本体，超越名教而独尚自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第三代玄学家则力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向秀“目儒道为壹”（注：谢灵运《答法勖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郭象则提出名教即自然，认为一切事物皆“独化于玄冥之境”（注：《庄子·徐无鬼》郭象注。），“君臣上下、手足内外，皆天理自然”（注：《庄子·齐物论》郭象注。），社会等级秩序等同于自然秩序，逍遥的境界就在名教之中，从而将名教、自然合二为一。由此可见，玄学思潮自涌动以来其面目不断发生变化，何晏、王弼作为玄学开创者肯定名教，而阮籍、嵇康对虚伪的名教进行否定，郭象等人则在此基础上又来一次再否定，即充分肯定了名教的合理性，在更高层次上将自然与名教重新结合，回到儒家名教的传统立场。通过玄学内部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调整，玄学的发展已接近尾声，而儒学则在迂回中呈现上扬的趋势。
    魏晋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仍需要用儒学去维系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利用玄学这股哲学思潮为其纵情享乐作辩护，因此玄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儒玄兼综的道路。由于儒学定社稷、正人伦的作用及其对士人的长期影响造成的思维定势，使玄学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儒学，而且还致力于以道家思想补充、加工原来的儒家思想，建立糅合儒道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新的政治形势服务。因此，玄学家大都兼综儒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王弼“好论儒道”（注：《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西晋玄坛领袖王衍既推崇老庄又自比子贡，具有调和儒玄的倾向；而与王衍齐名的乐广，针对元康之际的放诞之风，提出“名教自有乐地”（注：《晋书·乐广传》。），主张旷达而不必越礼。郭象喜好老庄，长于谈辩，其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注：《晋书·郭象传》。），却主张人们要服从特有的封建等级秩序，遵守儒家伦常。这些都说明玄学家尽管打着道家旗号，却从未否定儒家思想。而崇奉儒学、恪守传统之士为博得时誉也渐入玄风，他们推崇儒学但并不摒弃玄理，兼具儒学内涵和玄学表现。裴頠虽尊儒学，强调维护儒家礼教，亦善玄谈，时人称之为“言谈之林薮”（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戴逵“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但也好谈名理，倡言“玄心”（注：《晋书·戴逵传》。）。江惇著《通道崇检论》，认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却又提倡“儒玄兼综”（注：《晋书·江统传》附《子惇传》。）。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也“善谈论，性好《庄》、《老》”（注：《晋书·庾亮传》附《庾冰传》。）。这种亦儒亦玄、儒玄兼修的作法，既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又促使儒道两大哲学思潮内在地沟通起来。经过玄学的补充和改造，流于形式化、教条化的儒学吸取了养料，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对以后儒学的生存、发展和宋明理学的出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