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末魏晋士大夫鄙弃礼法，任性率意，重真情而轻礼法成为士子的风习，但真情至于极致也会异化，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重礼是儒家主要的思想特征之一，孔子把“德”和“礼”视为社会管理的根本手段。作为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礼法，是当时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的集中反映，对每个个体都具有一种极大的强制性和外在约束力，从而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构建了一个世所公认的大环境，使“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注：《后汉书·儒林传》。）。而汉魏之际士大夫对礼法的摒弃主要是出于对礼法扼杀人的自然本性的激愤，同时也是对儒家礼法走向其反面的抗争，并不是针对传统道德本身。“以名为教”自董仲舒首倡，在东汉一代达到巅峰状态，但也因此在士大夫中掀起了以名求官竞利的狂潮，至曹丕代汉，司马氏篡魏，礼法名教更成为统治者篡权杀人的工具，因此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士大夫看透了礼法名教的残缺虚伪，在对其作理性批判的同时，日常行为上违礼纵情，处处与礼教相悖。礼法名教的异化招致士大夫的鄙薄，而真情至于极致也会异化。竹林名士的放情肆志是高扬自我的表现，而西晋元康以来世族名士中掀起的放诞之风却是一味追求个人享乐和强烈刺激。如胡毋辅之与谢鲲、毕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号称“八达”，散发裸裎，酣饮无度。谢鲲不知廉耻，因调戏邻家女被其投梭折齿，还自我解嘲说：“犹不废我啸歌”（注：《晋书·谢鲲传》。）；毕卓纵酒荒放，任吏部侍郎时夜半盗酒被捉竟不以为意。《晋书·五行志》上亦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欢，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这些“口习丑言，身行弊事”（注：《抱朴子·刺骄》。）的种种行迹全然失去道德自律，与禽兽本能无异，它使封建道德沦丧，风气败坏，使汉末以来掀起的反礼法运动变成一种兽性的发泄，直接威胁到地主阶级的生存前途，“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注：干宝《晋纪总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
    由此可见，作为与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相联的礼法，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暂时废弃，能够为社会所容许。但是，由于其具有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以及世族地主标明身份等级的需要，使其又重新复兴，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伦理道德根深蒂固，士大夫维护、崇奉礼教成为其思想信仰的主流。汉魏名士非礼无法，但究其灵魂深处又有着深沉的痛苦和矛盾。阮籍任情废礼，却反对子侄仿效自己，既为司马昭让九锡作劝进表，又撰《大人先生传》痛斥礼法之士；嵇康放荡无羁，却劝诫其子要谨遵儒家礼教行事，要“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地以“忠孝谦让”（注：《嵇康集校注·家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为人生信条，屈己从俗。这反映了他们一方面反对伪礼法，另一方面又深切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的纲纪仍需礼法维系。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魏晋时代……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注：《鲁迅全集》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13-515页。）况魏晋时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传统礼法的强制中，蔑弃礼法者常受到谴责，所谓“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法尚峻”，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就在王澄、胡毋辅之等标榜放达时，乐广试图重振名教，大声疾呼：“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注：《晋书·乐广传》。）。傅玄疾恶浮虚，提倡尚德，呼唤世人遵循儒家伦理，认为“中国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注：《傅子·贵教》。）。东晋范宁反对社会上流行的玄风，痛斥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任地方官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匡时俗，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注：《晋书·范宁传》。）。
    在封建社会里，家族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其它社会关系均是家族关系的扩大。魏晋礼法的复兴迹象，首先是从士大夫家族内部礼法的复兴开始，再由家族至于国家、社会。史载，河东闻喜裴氏世为高门，家族成员重人伦之道，以儒家仁义孝悌行事，裴秀“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子裴頠稽古礼文，指斥士子口谈浮虚，不遵礼法之弊，重申“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从弟裴楷性情宽厚，救济困乏，推让美宅，其子裴宪研习儒经，居官“未尝以物务经怀，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琅琊颜氏十分强调家庭教育，注重道德修养，故颜之推称“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其九世祖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注：《晋书·颜含传》。）。东晋江南世族领袖贺循家传庆氏礼，“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注：《晋书·贺循传》。）。颖川庾氏“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注：《晋书·庾亮传》附《庾冰传》。）。世族内部推崇儒家道德并以其为家传门风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励俗敦风的作用，并成为封建伦理道德在全社会渐次复位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