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达怛谟葛失部于辽保大五年二月天祚帝被俘以后归降了金朝，而它与金朝的联系据载始自辽保大二年即金天辅六年（1122年）。这一年四月，谟葛失接济辽天祚帝马、驼和羊；五月，谟葛失遣其子菹泥刮失贡方物于金（注：《金史》卷二《太祖纪》。）。谟葛失既迎合于天祚，又通使于金，是为自己的生存铺垫后路。
    这时，阴山地区又有“白达达”见于《辽史》记载。辽保大四年（1124年）七月，耶律大石离开天祚帝以后，率领一支部队自夹山出发，“北行三日，过黑水”（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艾不盖河），会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牲畜等（注：《辽史》卷三○《天祚帝纪四》。）。白达达与阴山达怛谟葛失部虽同见史籍记载，但二者名称不同，地域有别。谟葛失部时在天祚帝控制之下，白达达则不见有与天祚帝联系的记载，二者不是同一支达怛部落。阴山达怛是由原居地迁移来的室韦人，白达达则是阴山地区具有达怛名称的一支部落，成分较为复杂，即后来的汪古部。
    入金以后，阴山达怛又因听金将兀室之命，杀掉反金的耶律余覩而见载史册（注：多种史料如《完颜希尹神道碑》，《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洪皓《松漠纪闻》，《契丹国志·耶律余覩传》，《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五》，《辽史》、《金史》的《耶律余覩传》等均记载了这一史事，只是详略不等。其中《辽史》最简，缺投达怛被杀事。《金史》则称达怛为边部。蔡美彪依据《完颜希尹神道碑》等相关史料，认为王国维所做辽金史料中应有达怛记载，《辽史》、《金史》不载是元末史臣避讳所致的推断是确立不移的。参阅蔡美彪《辽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52年12月。）。耶律余覩是契丹贵族，因遭诬难辨而叛辽投金。天会十年（1132年），余覩密谋反金，因走漏风声，带二、三百亲兵逃入夏国，遭拒绝后转而投附了阴山达怛。达怛首领事先已得到兀室杀余覩的命令，余覩既来，佯装热情迎纳，在帐中备食款待，暗中则布兵围住余覩。余覩父子出战，被达怛射杀，首级献于金。在这次事件中，降金的契丹人均受到牵连和怀疑，金廷令尽杀契丹。契丹首领各率众逃亡，有的进入西夏，有的北奔沙漠（注：《大金国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中华书局校证本，1986年）：“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乱，几成灰烬。”在辽朝灭亡前后，达怛各部当收容了许多契丹部众，在契丹族的流向和达怛诸部的构成上，这是值得重视的。），大概进入了漠北达怛部落。
    金朝鼎盛时，阴山达怛隶属于西南招讨司统辖，地域“西与夏国为邻，南距静州”（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7年）：“金国盛时，置东北路招讨司以捍蒙兀、高丽，西南招讨司以统隶鞑靼、西夏，……鞑靼东接临潢，西与夏国为邻，南距静州，北抵大人国。”西南招讨司，1149年置，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市白塔村西南）。静州，今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村古城。临潢，治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仍以阴山为主要活动地区。这一时期，阴山达怛因与西夏相邻，往往并见于史。金天会八年（1130年），金将掳获的两河民众，或散养民间，或作价买卖，“余者驱之于达靼、夏国以易马”（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中华书局，1988年。《大金国志》卷六作“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及有卖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韦、高丽之域者”。）。天会十四年（1136年），西夏兴兵，自河清军渡过黄河，经天德军界“取所亡马于达靼”（注：《大金国志》卷九《熙宗孝成皇帝一》。）。达怛和西夏还在云中西北石楞坡、云内、银瓮口、天德等处金国所设市场与金国贸易。金国不严“铁禁”，而“北地贵铁”，达怛等与金国的铁钱易货贸易十分活跃。达怛用铁钱溶铸兵器，有些质地精良的兵器甚至又交换回金国（注：《大金国志》卷一三《海陵炀王上》。卷二二亦载，“及金人得河东，废夹锡钱，执刘豫，又废铁钱，由是秦晋铁钱皆归鞑靼得之，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这种情况虽不能说单指阴山达怛，但从居地与金国邻近，交往较多等看，应包含阴山达怛。）。
    西夏皇帝陵墓碑文上也有达怛记事，反映的大概是12世纪中、后期的情况。同一块碑，三处记有“靼鞑”（注：“靼鞑”字样出自西夏仁宗墓碑文。仁宗，1139年即位，1193年死，故碑文所记当为12世纪中、后期之事。参阅《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可以想见，阴山达怛同西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尤其在西夏仁宗朝，双方之间的交往可能更为频繁。从“大破之虏”、“变俗用夏”看，部分阴山达怛曾一度战败并受西夏控制，在文化习俗方面受到影响。
    由于居地邻近中原，有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间以粮食作为食物，阴山达怛等又被称为“熟鞑靼”，以与远离中原、以射猎为生、武器也较落后的“生鞑靼”相区别（注：《大金国志》卷二二《东海郡侯上》：“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其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尚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远者谓之‘生鞑靼’，止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表明自唐末，五代以来，阴山达怛在汉、沙陀、契丹、党项等族影响下，生产、生活发生了一定变化，是达怛诸部中较为先进的部落。
    对阴山达怛来源的不同看法宋白、欧阳修、司马光等古代史家，均著述认为阴山达怛是唐代为契丹、奚所攻而渐流徙于阴山的靺鞨人的一支（注：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等均引述宋白达怛为靺鞨说。）。王国维认为阴山达怛当即三十姓达怛或九姓达怛一部之南下者（注：王国维《鞑靼考》，载《观堂集林》卷15，中华书局，1959年。）。箭内亘认为阴山达怛出于沙陀， 是突厥人种，与漠北达怛属蒙古人种全非同族（注：箭内亘《鞑靼考》，汉译文载《王国维遗书》第14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说阴山达怛是三十姓达怛南下的一支，有文献记载可以证明。说阴山达怛出于沙陀，则没有凭据。箭内仅以阴山达怛与沙陀交往密切及白达达伪托为沙陀之后，就作出推断，而没有注意到8 世纪以来活动在卢龙至天德一线的室韦人，到9 世纪又因回鹘和沙陀的习惯称呼而以达怛名号出现的事实，错谬也就难免了。
    阴山达怛主要是自8 世纪以来陆续从原居地迁移到阴山一线的一部分三十姓达怛的部落，族属东胡系后裔室韦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部分室韦一达怛人经历了从原居地西南迁徙和游牧阴山地区的历史过程，同汉、奚、党项、回鹘、沙陀、吐浑、契丹、女真等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交往。可以想见，在部族成分颇为复杂的阴山地区，室韦-达怛部落不可能保持种族纯洁和部落成员的单一，在部落构成、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均有了不同以往和不同于其它室韦一达怛部落的变化。相对而言，阴山达怛并不是阴山地区的最强大势力，它曾受过唐朝节制，归附沙陀、党项（注：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后唐同光二年二月，有河西郡族折文通贡驼马；四年正月，作达怛都督折文通贡驼马；天成四年五月，作党项折文通进马。王国维据此认为，达怛与党项自阴山、贺兰山以西往往杂居，互受通称（《鞑靼考》），即党项亦称达怛。岑仲勉认为，达怛都督是折文通所居官职，兼统边内达怛部众（《达怛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岑氏所言，大致不差。 ）和契丹等，外部势力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阴山达怛最初来源于三十姓达怛，后来它的部落构成有所变化，既有部众进入它族，也有可能吸收异族成员，以致形成一些虽称达怛，但种族血统、生活习惯等有所不同的特殊部落，如白达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