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统治重心与经济中心位于淮河以北，根基是农耕，江南总体上开发不足。关于北方农耕发展水平，学界却分歧明显。多数学者强调汉代形成了精耕细作农业，标志是牛耕与铁农具的推广，以及赵过的代田法与氾胜之的区种法；①另有部分学者对秦汉农业水平估计较低，认为此时期尚处在耒、犁并用阶段，农业生产尚以粗放为主。②上述看似对立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是观察点各有侧重。必须注意的是汉代疆域内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各地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经济面貌。选精集萃与以偏概全只会妨碍对秦汉时期历史状况的准确把握。③
    总体上，秦汉时期农耕已是民众主要生计方式，却非唯一的选择。不同地区因环境状况、制度约束与人口数量等因素，农耕水平差别明显，其他谋生方式亦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民众家庭在四季中农耕与其他谋生方式所费时间、精力亦未必相同。近年河南内黄县三杨庄西汉村落遗址的发现，首次揭露出中原核心区域汉代农田的情况，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要全面把握秦汉经济，除关注各地农耕生产，还不能忽视渔采狩猎活动。析言之，“渔采狩猎”包括捕鱼、采集与狩猎三种，指借助简单工具，投入简便人力直接获得自然界中野生的可食用动植物的活动，是与自播种到收获持续投入人力的耕作生产相对的谋生活动。这类活动秦汉时期依然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存在，成为田作的补充。
    本文将从民众生计角度揭示秦汉北方渔采狩猎的详情与背景，并基于此，进一步思考以农立国传统形成的背景与意义，以及渔采狩猎对认识秦汉时代的意义。
    所谓“民众生计”，强调分析的出发点是当时民众家庭如何维持生存，有别于基于国家角度的观察。之所以将研究对象称为“民众”，而非习惯上的“农民”或“小农”，原因在于将民众的基本职责限定在耕织，是春秋战国以来官府长期不懈努力的目标与历史结果，不少民众力农并非自愿，“农民”如何形成也是本文考察的内容之一。至于“北方”大体指今汉水及武汉以下的长江以北地区，汉代荆州江南部分以及益州、扬州等地之外的区域，即通常所说的农业发达地区。④
    从民众角度揭示其生计，无法回避史料的基本立场以及由此而来的困难。现有资料主体是传世的正史，其基本出发点是以朝廷为中心，自上而下的俯视，正面描述民众生活的资料有限，同时其基调是强调农耕，⑤其他谋生方式，或是在批评中呈现，或是在反衬中出场，正面叙述不多。因此需要在对有限资料的细致阅读中发现线索，同时参考其他传世文献，并充分利用近年环境考古的成果。
    学界涉及此类问题时常常未加辨析地使用“农业”与“经济”概念，不自觉地将其视为一种产业，隐含的是宏观的、总体性的取向，往往无意识地侧重从国家角度俯瞰。现实中民众与国家两者的关注点实有不同，有必要加以区分。
    将主题设定在渔采狩猎，则与目前研究状况有关。主流观点将汉代视为精耕细作农业形成时期，除去江南地区，基本不会顾及北方地区渔采狩猎的情况及其意义，⑥使得这一现象长期被忽略，此其一。其二，既有研究除分析农业，⑦亦讨论农民生产与破产后的出路，但关注的多是“弃本逐末”，致力于揭示市场或商品经济与小农的关系，⑧其他谋生方式很少涉及。上述缺失均需要弥补，为此有必要立基史料，加以探讨。
    一、秦汉时期的渔采狩猎谋生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有如下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綰(棺)享(椁)者，是不用时。邑之紤(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呵)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⑨
    核图版，此条律文分写在四枚竹简上，唯第一枚尾部残断，其余完好且字迹清晰。律文规定了入山林伐木、烧草、采集幼嫩植物、幼小水生、陆生动物的时间，以及禁苑附近百姓在幼兽繁殖期不得狩猎；百姓的狗入苑后根据是否追捕兽各种处理办法。引起笔者兴趣的是这些规定制定的背景，特别是与民众生产生活的联系，以及这些规定被置于“田律”中所隐含的信息。
    类似的表述先后见于《荀子·王制》、《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西汉初年的《二年律令·田律》，以及西汉末年王莽颁布的“四时月令诏条”等，反映古老的自然观念，前人多有分析。如果说类似观念出现在子书与经典中可能更多地体现了人们的观念，而反复见于律令诏条则表明其所规范的行为在现实中的普遍性，不难想见渔采狩猎当时尚是百姓生活的重要内容。为了生存，他们需要频繁地入山林、下川泽，伐木猎物捕鱼，国家要加以节制。自然，从另一角度看，也说明这类资源相对于时人的需求，已显不足，无法承受不加节制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