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野生资源产量有限，如果少量民众依靠附近山泽渔采狩猎，容易维持较长时间。一旦大量民众同时涌入，只能应对一时，难以长久。所以在饥荒年景，便容易发生人相食的惨剧。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还不能忽视民众旧有谋生方式的惯性，以及相比而言耕织生产的艰苦。较之田作，渔采狩猎是更为古老的谋生方式，野生资源丰富情况下更有投入少，产出快的特点。(110)
    先秦经济史研究表明，即便到春秋时期，渔采狩猎依然在生产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著录的53583片商代甲骨中含有田猎卜辞的就有3376片，以第三期康丁时代比例最高。卜辞所载狩猎方式也相当丰富，猎获物最常见的是鹿类，还有虎、象、兕、豕、狐、兔、雉、鹰、鸟等，甚至在20多处设置了“犬官”，负责狩猎事务。此外，捕鱼也颇为发达，一次竟卜问能否捕获三万尾鱼。(111)有学者甚至认为商代狩猎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不存在猎消农长的现象。(112)西周时期人民仍然在较大程度上依靠捕捉野生动植物谋得生活资料，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13)春秋时期，狩猎活动仍很频繁，文献中有关田猎的记载颇多，西周-东周的沣西遗址中有的发掘地点出土的狩猎工具竟占农业工具一半以上。除贵族大规模的车猎，也常见一般平民的小型狩猎。渔业亦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14)
    战国时期狩猎看似没有春秋时期那么频繁，除了王侯的车猎，个人单独狩猎依然存在；捕鱼还颇为兴盛，特别是在江汉云梦地区与东部沿海一带。(115)正如学者所说，社会学家眼中狩猎采集、畜牧、农耕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而在中国先秦社会，则是三种并存。(116)
    生长在上述传统下，近于山林川泽的民众，耳濡目染，熟悉当地环境与谋生方式，资源允许且无外在强制时，费力不多的谋生方式不乏吸引力。
    附带指出，关于中国早期农业研究，目前趋势是将农业起源越推越早。农耕出现甚早不错，问题是某一遗址发现的栽培作物与农具究竟能代表多大范围内的情况？此外，农具所反映的究竟是何种形式的田作，也有必要深究。在野生食用资源容易获取、铁农具尚未大量使用的情况下，利用石制、木制农具从事农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农耕发展程度与水平？遗址中大量发现的铲、镰与刀反映的农耕内涵，颇有仔细分析的必要。(117)
    务农的勤苦，古人也早有觉察。战国时期力主耕战的商鞅一派就指出“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要求提高粮食价格(食贵)与非农行业的税收，以便使“民之力尽在于地利”。(118)汉代以后此类观察更多、更具体。汉文帝时晁错上书，对比了务农与经商的难易与得失。关于务农，他指出：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晁错上书涉及的内容颇多，其一是农民生产的脆弱：投入多、风险大、收获不稳定。(119)相对于农夫“四时之间亡日休息”，经商则要轻松许多，收益亦可观：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120)
    汉代类似的比较还有不少，如元帝时贡禹上疏建议废除五铢钱，以驱使民众务农，云：
    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稾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121)
    两汉儒生、官员众口一词强调农桑为立国之本，矛头所指是屡禁不绝的弃本从末。这些论述中并不回避务农的艰辛与生产的脆弱，乃至官府的压榨，这些亦是长期以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的内在弱点。因此汉代弃农从商的现象颇为严重，甚至如贡禹所说，贫民即便“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土地并不为他们所珍视。
    上述关于务农劳苦的看法出自不同背景的劳心者观察，并非劳力者的自我表达，尽管如此，应该说大体无误。劳力者的看法不见于记载，他们却在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表达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