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大豆在饮食中的地位，参见林巳奈夫：《漢代の飲食》，《東方学報》第48期(1975年)，第6、9頁；余英时：《汉代的饮食》，收入《汉代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4-217页；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19页；彭卫：《中国饮食史》，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8页。史书中例证甚多，不赘。
    (98)《太平御览》卷841引，第3758页。
    (99)《北堂书钞》卷75引司马彪《续汉书》则做：“寇恂为颍川太守，时有豆生于郡界，收得十余万斛，以给诸营”，(影印南海孔氏本，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275页)获豆数量差距颇大，兹从成书较早的《东观汉记》。
    (100)《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上》“建武五年”：“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第41页。《太平御览》卷90(第431页)将此段叙述置于四年纪事后，似乎止于四年，实误。吴树平先生校注《东观汉记》注意到唐人刘庚《稽瑞》所引云“光武建武二年，野谷橹生。五年弥多”。(《东观汉记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页注147)明确注明到建武五年，与《后汉书》一致。
    (101)《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上》李贤注，第32页；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上册，第315页。
    (102)杨光宇、纪锋：《中国野生大豆资源的研究与利用综述》，《吉林农业科学》1999年第1期。
    (103)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宁可史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3-548页。
    (104)杨光宇、纪锋：《中国野生大豆资源的研究与利用综述》，《吉林农业科学》1999年第1期；曹永生、张贤珍、白建军、龚高法：《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105)如《晋书》卷43《王衍传附郭舒传》：西晋末王澄败，郭舒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泽以自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42页)，“沌口”又称“沌水口”，为太白湖水东南通江水处，参见《水经注》卷28《沔水》“又东南过江夏云杜县东，夏水从西来注之”郦道元注，第507-508页。《资治通鉴》卷109“晋隆安元年(397)七月”，后燕慕容详在中山，“城中饥窘，详不听民出采稆”，后慕容麟斩慕容详而代之，“听人四出采稆”，(第3455页)两例可证。
    (106)游修龄据文献指出古代野生稻分布的北界较今偏北，至少到北纬30°，甚至更北，参见游修龄：《中国古书中记载的野生稻探讨》，《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又参见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25页。据现在研究，野生稻生存的绝对低温在-9℃以上，唐代河北沧州(38°3′N)应该基本满足这一条件，文献载此地“生野稻水谷”不能排除是多年生野生稻。
    (107)高立志等：《中国野生稻的现状调查》，《生物多样性》1996年第3期。
    (108)王利华提示，上述植物旅生现象可能是栽培作物野化自生，此种情况肯定存在，不过，从现在研究推断，当时北方存在纯粹野生稻，亦不奇怪。两种情形很可能并存。无论如何，相对百姓维生，差别不大。
    (109)《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5页。
    (110)渔采狩猎省力，但产出不稳定，形成剩余不易，积累财富困难，农耕则具有优势。不过，这些优势只有在农耕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明显，积蓄财富的观念也是逐渐培养出来的。
    (111)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9-249页；亦有学者认为商代渔业颇不重要，参见刘兴林：《论商代渔业性质》，《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
    (112)舒怀：《从龟甲兽骨看田猎在商代的经济地位》，《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