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渔采狩猎存在的背景
    秦汉民众能够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依靠或兼营渔采狩猎维持生计，与当时北方山川薮泽中蕴藏着丰富野生可食用动植物密不可分，此其一。
    要认识这一点，不能不从地质学上全新世中期的自然环境说起。历史时期环境处在缓慢变化中，据孢粉与考古资料，距今8000-3000年前，即全新世中期，人类历史上的新石器时代，正处在全球变暖过程中，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之气候均较现今温暖湿润；(76)加之青藏高原隆起没有现今高峻，西北内陆干旱化程度不如当今，不同植被类型次第向北和向西推展。总的看来，当时天然森林与草原分布面积十分广阔，干旱荒漠与高寒荒漠面积较小。
    中国境内东部，暖温带森林区广泛分布于东北、华北与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及山东半岛。燕山与京津唐平原、河北平原、山东半岛、黄土高原中北部虽也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但已多少不等地含有一些亚热带植物种属，已处于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在中全新世，各类森林中亚热带森林分布最广。其北界已越过秦岭-淮河一线，向北扩展到陕西黄龙山、山西霍山与山东蒙山南麓；南界与今差相仿佛，大致在北纬23°一线。北部之黄土高原东南部平原、华北平原中南部及苏北徐海平原为北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区。(77)全新世晚期气候转冷，(78)植物构成随之渐有变化，尽管如此，森林密布的景象并没有随即消失。(79)因农业开发，平原地区森林减少许多，但山区还大量存在，如黄河中游的主要山脉、(80)永定河流域，(81)冀北山地，太行山及以东的山地丘陵，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后，甚至更晚。(82)
    这一时期北方的水资源亦相当充沛。华北平原地势低，洼地众多，加上温暖多雨，平原腹地，川流众多，湖泽广布。据地理学研究与文献记载，华北平原存在两个湖沼群带，湖泊的面积是现在的8-10倍。(83)尽管距今约3500年以后气候渐冷，降水减少，低洼地区干燥化的过程则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到6世纪的《水经注》时代，整个华北地区的湖泊数量仍达180余处。(84)西部地区到汉代，水资源亦比后代丰富许多。(85)
    这里可以研究相对充分的北京地区为例。距今7500-2500年间属高温期，气温比现今高出2℃-3℃。以栎为代表的阔叶树花粉，前期渐增，可占木本花粉30％以上，其中距今6000-5000年间达到顶峰，后期渐减。偶见目前生长在江淮以南的水蕨(Certopieris)孢子，还发现性喜暖湿的梅氏戴维麋(Elaphurus dividianus menzieianus)。当时北京平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薮泽密布、植物繁茂、禽兽出没。泥炭沼泽在扇前凹地、河道两侧、河源等处星罗棋布。人类活动遗迹亦很多。
    距今2500年至近代属降温期，气温下降、干燥度增加、冲刷作用加强、堆积作用加快。泛滥平原逐渐被疏干，干旱平原的面貌最终奠定。植被明显衰败。(86)但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的速度相对缓慢，另有研究指出，北京地区自然环境变化集中出现在辽、金定都之后，此前山区森林遍布、水源丰富、鸟兽众多；地下水到明代还相当充沛。(87)北京地处帝国北陲，尚且如此，纬度更低的其他地区环境会更优越。
    上述情况汉人也有觉察。《盐铁论·未通》御史分析内郡情形时就提到“水泉荐草”与“地势温湿”。此种环境下山林薮泽孕育的多种动植物资源成为民众渔采狩猎维生的保障。
    首先，具体来看看当时射猎的重要对象-鹿科动物。先秦时期鹿科动物的情况，学者多有研究，(88)至于秦汉时期，前文在讨论狩猎时提到一些。此外，《续汉书·郡国志三》徐州广陵郡东阳县，刘昭注云：“县多麋。《博物记》曰：‘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89)《博物记》说的是当地人利用麋的习性减少种稻辛劳，亦见这里麋鹿数量之多。两汉文献明确提到某地多鹿类动物的记载不多，学者在分析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时指出：
    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90)
    此说自有一定道理。其实见于秦汉文献的鹿类活动少，除农业发展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文献关注不够。作者分析魏晋以后鹿类分布多据史书的《符瑞志》，此类志南朝后始见于史书，因有关祥瑞才得以系统保留。武帝时以白鹿做币充荐，看重的是白鹿的商业价值。目前所见最早向朝廷报告有关鹿的瑞应乃王莽时期，(91)东汉时期逐渐增加。章帝、安帝与桓帝时均有发现“白鹿”的报告，出现地点有右扶风美阳县的临平观(92)(章帝建初七年十月)、扶风的雍(安帝延光三年六月)、颍川的阳翟(延光三年七月)、张掖(桓帝永兴元年二月)，(93)此外，明帝时期的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改为下邳国)，即今天江苏北部，也发现过白鹿。(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