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持此说的论著甚多,无法一一列举。如许倬云:《汉代农业》,程农、张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134页;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6-237、248-317页;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191页;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512页;杨振红:《两汉时期铁犁和牛耕的推广》,《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阎万英、尹英华:《中国农业发展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12-220页;高敏:《秦汉时期的农业》,《秦汉史探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0-75页;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87-221页;王双怀:《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7-11、119-127、214-229、433-442页。 ②早年持此说者有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1卷《先秦秦汉部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160页;近年持此说者则有赵德馨、周秀鸾:《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多高》,《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王文涛:《汉代的铁锸及其使用状况》,《北大史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62页;《两汉的耒耜类农具》,《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杨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③此种方法的弊端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126页。 ④北方是相对江南而言的。关于“江南”,秦汉文献中说法很多,泛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参见黄今言:《秦汉江南经济述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⑤甘怀真指出:“中国的朝廷所撰写的正史所呈现的是一种皇帝制度政体下的史观,或者说是‘皇帝制度论述’。作为一种论述,正史(及其他相关典籍、史料)当然记录了许多事实,但其整体的历史像是为了制定皇帝制度的规范而虚构了许多真实。这些规范包括‘大一统’、‘移动官僚支配定居农民’与‘以农立国’……而当代的史家却以‘史料’为由,直接继承了正史的虚构观点。”参见甘怀真:《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导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第50-51页;又参见《中国古代的周礼国家观与〈通典〉》,收入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等,2008年,第43-70页。 ⑥据笔者所见,吕思勉先生最早注意到秦汉“渔、猎、畜牧、种树之利,皆较田农为饶”,并指出“北方亦有其利,但较南方为微耳”,且举例说明了“疏食之利”,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97-498页。此外,学界关注农业之外的副业,但基本是围绕蔬菜种植、蓄养牲畜等。杨振红注意到汉代人们获取衣食的手段不限于种植谷物,还包括园圃、畜养、纺织、渔采等多种副业,并认为采集与狩猎在农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可惜没有具体展开。参见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第244-250页。程念祺强调小农农桑之外的副业对于维持和稳定小农经济的意义,颇为有识,参见程念祺:《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1-234页;遗憾的是,作者没有注意到帝国早期渔采狩猎的作用。 ⑦目前见到的系统研究有于琨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⑧如许倬云:《汉代农业》,第139-143、159-161页;《汉代的精耕农作与市场经济》,《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04-416页;黄今言:《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⑩高恒:《汉律篇名新笺》“田律”,《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32-134页。 (11)胡平生在《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及出土简牍概述》中已经指出此点,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页。 (12)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3册“田”(2189)所引诸家说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02-2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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