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渔采狩猎的规定出现在《田律》中。《田律》通常被今人视为有关土地耕作行为的规范，⑩此条律文中“将犬以之田”的“田”指畋猎，应无疑义。睡虎地秦简的《田律》实际包含采集狩猎与农地两方面内容。(11)甲骨文中表示狩猎的“田”与表示耕作的“田”字形相同，显示出两种活动的密切关系，(12)睡虎地秦律《田律》的规定应是渊源有自。秦人“田”字内涵的复杂性显示，渔采狩猎与田作一样，和百姓谋生密不可分。
    秦律条文只是提供了线索，渔采狩猎详情如何还要具体分析。先说狩猎。
    翻检史书不难发现，到了汉代，司马迁与班固视为“好稼穑”的区域屈指算来，只有关中、梁、宋之地，(13)另有不少地区以好射猎闻名。《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又如：“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不仅毗邻戎狄的边郡如此，内地也不乏其例：“颍川、南阳……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14)
    上述地区好渔猎之风并非很快就消失了，个别地区甚至直到东汉末年还颇流行。郑浑在东汉末先后担任下蔡长与邵陵令，因“天下未定”，两县：
    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后稍丰给，无不举赡；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字。(15)
    此段主旨是记述郑浑如何发展农耕，却透露出渔猎活动的信息。下蔡，即今安徽凤台县，时属九江郡，地近芍陂；邵陵，东汉时做“召陵”，西晋改为邵陵，今河南漯河市东北，时隶汝南郡，(16)此县西接颍川郡，风土相近，据《水经注·汝水》，北魏末年，这里还陂塘密集，水产丰饶。百尺沟东有澄潭，“南北百步，东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饶鱼筍”，(17)澺水流经的葛陂，“方数十里，水物含灵，多所苞育”，(18)这是郦道元特别点出的二处，书中提到的湖陂塘泉还有许多，学者统计《水经注》所载的鸿沟以西地区与颖淮间淮河上游地区的湖沼，分别有31与37个，部分为人工修建，部分为天然形成，(19)时至东汉末，这里渔猎风气不减汉初率非妄言。视“不念产殖”源于“天下未定”，当是基于汉末离乱中郑浑个人短暂的任职经历，没有顾及当地相延已久的传统。(20)
    不仅如此，号称“陆海”的关中周边山区射猎活动亦贯穿两汉。皇家苑囿中的游猎文献记载颇多，前人略有涉及，(21)不赘，即便是普通民众亦是如此。《史记》卷104《田叔列传》褚少孙记载，任安从荥阳迁到扶风武功县落籍，后在当地担任亭长：
    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此事在任安出任卫将军舍人之前，约当武帝初年。武功县东距汉都长安不远，其南为南山，即秦岭。此地林莽茂密，野生动物丰富，(22)文云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看来集体狩猎属经常性活动。一次居然可汇集数百人，狩猎场面之大不难想见。武帝元光六年(前130)李广出征匈奴失利，贬为庶人，此后数年“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23)直到成帝时犹是如此。《汉书·扬雄传下》载，成帝为向胡人夸耀多禽兽，发动百姓展开大规模狩猎：“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阹，(从)[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可以想象，南山附近居民一定长期保持狩猎传统，不然不可能仓促间捕获大量禽兽。“麋鹿雉兔”当是常见的猎获物。建安十年(205)曹丕在邺西与族兄子丹畋猎，“终日手获麞鹿九，雉兔三十”，(24)有时还能捕获野猪。(25)这些均为草食动物，数量庞大，大概亦可视为当时各地狩猎活动的主要对象。
    这一带山区直到东汉末年还有成群麋鹿出没。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时，鲁弟张卫不肯降，据城坚守，《世语》记载：因粮草尽，曹操本欲撤兵，属吏劝一鼓作气，曹操犹疑不定。结果“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而降，(26)野麋帮助曹操取胜。经过两汉数百年的畋狩，这里还是鹿类的天堂，与此相关的狩猎活动一定还很频繁。《魏略》记载：东汉末年有一名为刘雄鸣的蓝田人，“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覆车山下”，晨夜出行，识道不迷，“郭、李之乱，人多就之”，(27)就是一例。甚至晚至唐代，秦岭东端旧俗不改。《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815)”载“东都西南接邓、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邓州即今河南邓县，汉代的南阳郡穰县；虢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灵宝一带，与汉代的弘农县相去不远。两州位于秦岭东端伏牛山、熊耳山与崤山中，到9世纪还是以射猎为生，农耕不发达，此前情形当相去不远。
    上述区域被史家视为“好射猎”，并非意味着不存在农耕，当是相对百姓生计上农耕比重不那么占优，狩猎较为突出而言。
    皇家贵族狩猎，史不绝书。贾山批评汉文帝与大臣“日日猎射，击兔伐狐”，(28)贾山上疏目的是劝文帝修先王之道，减少射猎，称其无日不猎，不无夸张，但文帝热衷弋猎应属实，李广年轻为郎时就曾数度随文帝射猎，格杀猛兽。(29)武帝自建元三年(前138)，开始微服出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一般是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六郡良家子夜出，早上“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行猎中常常“驰骛禾稼稻秔之地”，践踏百姓田地，引发不满，所以有扩建上林苑之举。(30)“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31)史书专门记此，言下之意，当时诸侯王无不喜好狩猎。武帝子燕王刘旦就国后一方面“博学经书杂说”，另一方面“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武帝死后，刘旦谋反，便聚集官吏“勒车骑，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伺机起兵。(32)又如昭帝时昌邑王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33)昌邑国后废为山阳郡，相当于今天山东、河南与江苏三省交界一带。东汉诸帝曾多次到上林苑与广成苑校猎。(34)东汉桓帝时权臣梁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35)梁冀一下杀死30多人，到上党私猎者人数相当可观。曹操在东汉末年托病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36)曹操是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