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王廷洽：《〈周易〉时代的渔猎与畜牧》，《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中，第553-555页；原宗子：《“農本”主羲と“黄土”の発生--古代中国の開発と環境-2》，東京：研文出版，2005年，第64-66頁；又参见《『七月』か詠ぅ冬支度--西周期の黄土高原》，《環境から解く古代中国》，東京：大修館書店，2009年，第18-36頁。
    (114)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第791-805页。
    (115)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第1052-1059页。
    (116)原宗子：《“農本”主羲と“黄土”の発生--古代中国の開発と環境-2》，第92頁。
    (117)参见Dorian Q.Fuller and Ling Qin，“Water Management and Labour in 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Asian Rice，”World Archaeology，vol.41，no.1，2009，pp.88-111.感谢王海城先生示知此文。
    (118)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外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8-129页。
    (119)参见邹纪万：《两汉土地问题研究》，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1年，第26-27页；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132页。
    (120)《汉书》卷24《食货志上》，第1132页。
    (121)《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5页。
    (122)《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第2791页。
    (123)《后汉书》卷51《李恂传》，第1684页。
    (124)杨宽、傅筑夫、王子今曾注意到此点，分见杨宽：《从少府职掌看秦汉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特权》，《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7-118页；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5-246页；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第306页。不少学者关注专擅山泽与汉帝国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考虑。
    (125)此处标点据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页，感谢马增荣教示。
    (126)《汉书》卷10《成帝纪》阳朔四年(前21年)正月诏，第314页。
    (127)马增荣提示，民众农耕不得法亦是影响产量，进而影响耕作积极性的重要原因，甚是。
    (128)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页。
    (129)如贺昌群：《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收入《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贺昌群文集》第2卷，第367、373-381页。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收入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于凯：《从战国农业政策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小农之关系的确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另有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早在夏商时期就已存在，参见李根蟠：《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恐推之过早。
    (130)参见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收入冯尔康、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第49页；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0-72页。